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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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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北美民族與種族關系研究中心、華盛頓州立大學比較美國文化系交流學者
初識于長江是在一次會議上，其簡單樸實的衣著和精辟獨特的言論給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訪中，這位知名的人類學學者，其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讓記者唏噓不已，而他對當前一些熱點現象、問題的理性思考，更是超出了記者的預料。
理性看待信仰危機
有人說，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人會出現信仰危機。于長江坦言，人是不會有信仰真空的，人的頭腦，總是充斥著一些觀念，唯一不同的，是這些觀念的具體內容不同。他說，如果看過去中國百年歷史，我們會發現，很多歷史時期都讓人感到“信仰危機”。
從清末民初到1980年代，中國社會不斷革命，起伏跌宕，每當社會激變的時候，舊觀念面臨挑戰和崩解，新觀念還沒有完全確立時，就會有“信仰危機”之感，19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又一次讓人感到陷入“信仰危機”……“我倒覺得，這種‘危機’，實際上是精神信仰和心態急劇轉換狀態的感受，就是‘過渡’、‘不確定’的感覺，并不是一切都沒有了、都真空了。”
今天的中國人在城市化過程中，瘋狂地追求買房、買車、買名牌產品等等，事實上已經構成了一種“信仰”，一種拜物教，這也算一種“充實”。只不過這種信仰，不能帶來多數人的幸福，反而造成很多矛盾和痛苦，所以我們在價值上，不認同這種信仰。
對目前甚囂塵上的當代社會缺乏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的觀點，于長江表示，一般意義的“精英”永遠有，今天主導社會走向的形形色色的大人物們，也可以叫“精英”，諸如富豪群體、實權官員、社交達人等等，也算“精英”。“如果說缺少，是缺少致力于精神和文化建設的精英，缺少文化轉型期特有的那種奮然投身于‘興滅繼絕’偉大使命的精英，缺乏新舊交替時代特有的那種身體力行、開創新精神文明的精英。世俗成就的‘精英’很多，但超越常俗旨趣、以某種超然追求為‘天職’的精英很少，而且分散蟄伏于民間，影響力不大，而名聲鬧大的，又往往最后被揭露出來是騙錢騙名騙色的江湖騙子……”
在他看來，文化精英，應該是一種新文明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是一種不按現世常規社會邏輯和標準生活的人，他們應該具有一種超越蕓蕓眾生的新的旨趣，在現實中，一方面向人們證明，人可以有不同于一般主流的追求和活法，另一方面，用自己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感受去啟發人們，幫助人們感悟，意識到還存在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新的生活意義。
強鎮擴權應慎行
繼2007年浙江省紹興和義烏實行強鎮擴權戰略后，最近廣東東莞和山東省也相繼提出要進行“縣級鎮”試點。于長江說，國家搞“縣級鎮”試點，主要是為了解決某些地區鎮一級轄區社會經濟人口高速發展之后，原來鄉鎮級的行政機構功能太弱，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和職責，存在責與權的嚴重不平衡。這種情況下，必須調整體制，擴大鎮的層級和功能，以實現更有效的治理，促進當地發展。
同時他也強調，觀察思考中國目前基層社會體制的改動，要特別注意各種具體的利益群體之間的互動及其真實意義。如果這些調整是針對某些發展中遇到的體制障礙，或區域、級別等不平衡發展造成的結構失調，那就是必要的，但這種調整不必象搞運動一樣一哄而上，而是應該作為一種日常的、個案化的制度完善手段，具體處理。
于長江直言，不管一個地方搞得怎么樣，對另一個地方來說，都只有借鑒、參考意義，而不存在“推廣”的理由，更不該成為“一定要做”的借口。因為從任何意義上說，不同地區的情況，都是千差萬別的，絕大多數因素和變量，是我們不能完全掌握的，同一種做法，放到不同的背景條件下，會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意義和效果。因此，“我覺得各地治理和發展最好最理性的做法，就是以本地為本，真正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是熱衷于推廣外地時尚時髦好聽好看的‘經驗’”。
然而，基于本地情況探索發展途徑是一條很艱難的路——要具有智慧、經驗、責任感，又要有開闊的眼界和寬闊的胸懷，又要對本地進行大量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這種扎實的工作，需要更多努力，更多思考，可能有很多挫折，必須有更多擔當，所以人們一般不愿意做。因為太苦太累太風險太負責任，而簡單“推廣”別人的經驗，則是一種相對容易、輕松、少擔責任的做法，甚至可能是偷懶和免責的做法……但是，“推廣”中隱含的危險，我們在計劃經濟時代已經飽嘗了。
徹底打破城市的傲慢與偏見
目前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了市民化進程，這一進程既是社會利益結構的大調整，也是對社會政策和執政黨執政能力的嚴竣考驗。于長江說，目前農民市民化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發自然的，通過個人的、微觀的、多渠道的，逐步融入城市生活。一類是“被”市民化的，也就是由于土地征用等，有些農民被安排變成城市居民。
他強調，自發的部分，情況簡單一些，而非自發自愿的，被強制的市民化，存在很多問題，需要我們關注。首先在理念上，應該意識到，農民進城，并不是一個歡天喜地的幸福之旅，也未必是什么“提高”、“進步”之類，從人本主義出發，不該熱衷于那些宏大敘事的抽象論述方式贊頌農民變市民的“成就”，而應該更多體察到，農民作為一個個個體的人，進城是一種艱難的轉型和適應過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這個“苦”，應該是我們所有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在具體措施上，于長江建議，應該尊重人們的多種取向，照顧不同年齡、性別、性格等不同人口的意愿和適應能力，分別對待。對于確實愿意并且能夠適應城市生活的農民，可以提供條件幫助他們快速市民化，而那些不愿意、不適應的農民，應被視為一種對于文明傳承的敬重和堅守，絕對不該歧視，而是應該盡量延長他們市民化的緩沖和過渡狀態，使得他們可以相對緩和地進入城市生活，通過自己的觀察體驗和感受，發現城市的好處，自愿地轉化為市民。
作為吸納農村人口的城市，他直言，應徹底打破城市對于鄉村的傲慢與偏見，認識到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作為文明形態的等價性，把城市化視為現代化過程中一種“不得已”的安排，而不是天然的優越……。這種理念，可能更有利于我們真正制定“以人為本”的城市化政策。
于長江坦言，一個好的城市，從硬件到規章制度到生活狀態，都應該具有“城鄉兼容性”，盡量兼顧城與鄉兩種人口的生存狀態和習慣，減少“城”與“鄉”之間的差別，避免城鄉對立……這種兼容型的城市，是中國未來城鄉發展的需要，也是化解社會矛盾，減緩社會沖突，釋放社會不滿，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城市化過程，應該成為城市人和農村人可以共享的一個現代化過程，不應該造成明確的贏家和輸家、優勢人口和劣勢人口之分，不該成為一種制造此榮彼辱和貴賤尊卑的叢林戰場……這種“城鄉兼容”的理念和實踐，也完全符合未來人類生存的遠景，符合目前最發達的國家地區的大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