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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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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北京市民常先生反映，剛租幾個月自如友家房，因房間違規改造成群租房，被派出所及物業責令限期搬走，自如友家以合同約定為由讓直接走人，拒不賠償。自如友家客服稱，可幫助更換房間，但拒絕賠償。律師稱，可要求一定賠償。（4月24日《北京晨報》）
有關部門治理群租房，方向當然是正確的。問題是，如果簡單地將租房者趕走，并將群租房“一棍子打死”，不僅造成了住房資源閑置和浪費，也可能會“誤傷”低收入人群的生存權和居住權。事實上，治理群租房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持房屋租賃市場的相對穩定，最大限度地維護供需雙方的利益。可見，趕走租房者，難解群租困境。
眾所周知，群租房既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一方面，群租房逐漸向家庭旅館方向發展，容易發生變相逃稅、擾亂市場秩序的情況；另一方面，由于對社區內群租現象難以管理，容易帶來社區安全隱患。因此，對群租房進行適當的行政和立法干預是必須的。但是，法律和制度不能忽視低收入群體的居住權和生存權問題，而生存權和居住權是每一個城市居民最基本的人權。尤其對于一些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來說，租房是一筆很大的開支；而對那些進城務工的人員來說，租金支付能力更低。
可見，針對群租現象，不能止于集中治理，應在法律修訂、制度設計、保障房建設等方面多措并舉。首先，應對《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進行修訂，取消對群租房的禁止性規定，增加規范群租行為的相關條款：包括對房屋隔斷作出界定、明確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權利和義務、設置必要的出租條件和禁止條件。再者，通過稅收等手段租房市場進行調控，主要是對部分逃稅人群加大查處力度，加重處罰。還有，通過“業主公約”中對群租現象進行規范，比如，在《業主公約》中進行約定，本小區物業不得群租、轉租等。
特別是，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權，與治理群租房同等重要。因此，政府及住建部門應發揮主觀能動性，在綜合治理群租房的同時，將主要力量花在加大廉租房建設上，使這項惠民政策惠及到更多的人群。一方面，保證廉租房的建設數量，增加社會供給，起到減緩高房價對低收入人群沖擊的應有作用；另一方面，則要降低廉租房準入門檻，不僅要向城市低保戶和困難戶開放，也應每年拿出一定數量的廉租房，用于社會低收入的學生、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