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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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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秦佑國（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原院長、教授）
記錄人：譚少容
地 點：清華大學建筑學院
如果要研究中國的城市化歷程，尤其是近代的城市化，應該去研究上海。在近代工業背景下，我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應該發生在1928年到1937年的長江三角洲，其中以上海最為典型，因為上海作為一個通商口岸已經開始了城市化進程。當時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也已經出現了近代民族工業，特別是蠶絲、絲綢業，蠶房已經不是一家一戶自個兒在做，而是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產業。費孝通做鄉村調查也差不多是在那個時代。隨著上海工業的發展，上海周邊省份的農村人，主要是江蘇、安徽、浙江，稍微遠一點的還有福建、山東，他們開始進入上海。那時出現了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工，出現了棚戶區，甚至出現了“逆城市化”……
我父母親的城市化
我的父親是辛亥革命那年（1911年）在蘇北江都出生的，14歲到了上海，開始做裁縫學徒。我的母親1912年出生在蘇南宜興，很小的時候就在養蠶場幫人干活，15歲時她也去了上海，在紡織廠做工。這樣看來，我的父親母親都是十四五歲從農村到上海打工，這正是上海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的“城市化”。當時，大量江蘇、浙江、安徽農村青年進上海“打工”，其中以蘇北人為最底層，“江北人”是上海人對蘇北人的蔑稱。
我父親生活的那個村子是貧農村，一共才十幾戶人家，凡是家里田地少的，男性都陸續去城里打工。這樣算下來，全村80%的家庭有男勞力出去打工，老婆孩子基本上留在村里（我母親除外，因為她不是當地人）。那些留在村里的人大部分都是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如此看來，“留守”問題在那個時代就已經存在了。家里農忙時，在外打工的男勞力有的會回鄉下幫著收割莊稼，忙完農活再回到城市里打工。當然，在外打工的人肯定會回去過春節的。
以我父親那一輩為例，弟兄四個，我大伯最先到上海去學做裁縫，接著我父親去了上海，后來我四叔也去了上海，我還有一個三叔實際上也到上?；爝^，但是因為他讀了幾年書，吃不了那個苦，后來回村當了私塾先生，雖然留在農村，不過也沒種田。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本人攻占上海，我的父母親回蘇北老家避難，在農村住了兩年。等時局平穩一些后，他們又去上海，把我哥哥留在老家，與我的祖父母住，后來我姐姐出生，也留在老家，他們倆獨自在上海打拼。留在鄉下的兩個孩子后來得白喉（一種急性傳染?。┴舱哿?，之后生下的三個孩子就開始留在上海，留在身邊了。
我父親雖然有點手藝，能做一些事情，但他們在城市的日子并不好過，為了掙錢他們幾乎什么活都做。我記得他們偶爾會說起來，太湖洞庭山的枇杷熟了，他們會去販著拿到上海來賣，母親有時也去給人家當傭人（就是現在的保姆）。
后來，我父親租了一間鋪面房開裁縫鋪，雖然房子很小，地點卻不差。因為父親手藝還可以，人也比較聰明，那時的主顧中已有不少是有錢有地位的人，聽父親說起過有歐陽予倩、于佑任、傅雷等。
在我記事時，我們住在上海新樂路一條名叫“亨利坊”的弄堂里。白天卸下門板開門就是鋪子，晚上門板一上就是打烊。一張案板，擺在門口，白天他和我四叔（當時15、16歲）在上面做活，晚上就是四叔的床。案板里面是一張木板搭的床，我們家4人睡（父母親、我和妹妹），床再往里是一個木樓梯，通向一個閣樓間，樓上住著一個在紗廠做工的廣東獨身老婦，我們叫她“樓上阿婆”。案板和床靠左側墻，右側墻靠外是一個煤球爐，燒水做飯，靠里是一個自來水池。
棚戶區：進城農民生活居住的真實狀態
上海在城市化過程中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那些從農村進入城市打工的，很多人都沒地方住，只能集聚到棚戶區，那里居住條件是極其簡陋的。
像我父輩那一代“農民工”，很多都是單身出去，男的在外打拼，女的留在家里；到第二代也就是我的堂兄堂姐這一代，很多是夫妻兩個在外面打拼，就不想回農村了，他們慢慢在打工的城市安家住下來。開始是在黃埔江邊占一個江灘地，把大毛竹劈成兩半，彎成一個拱形架在地上，上面鋪上蘆席，人就可以鉆進去住了，這就是黃浦江邊的“滾地龍”（地窩棚）。后來他們搬到南市區的棚戶區。
我記得小時候去我堂姐夫家，就是低著頭鉆進去的，那就是滾地龍。后來在南市區的棚戶區，我也去過他們家，那已經是1968年了。他們夫妻倆加上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四個人怎么住？一張雙人床上面搭一個加層，變成雙層床，分性別住，兒子和爸爸住在下鋪，女兒跟媽媽住在上層。床擺上后，屋里的寬度只能靠墻放一張小方桌，一邊人坐在床上，側面放兩個凳子，正好能坐著吃飯。桌子里邊是一個大立柜，門邊就是一個煤球爐，所有的家當就是這些。屋里沒有水管供水，要到外面公用水龍頭提水。沒有廁所，每家只能自己用馬桶。街道是卵石鋪的，邊上有一條明溝用來走臟水。那個地方是蘇北人的聚居地，說的都是蘇北話。從那個地方到繁華的南京路只有兩公里，小孩子是不會到南京路去的，他們的生活范圍就那么一點大。
這種生活狀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依然如此！從上世紀30年代算起，80年過去了，上海城市化進程中留下的棚戶區、貧民區問題，依然是存在的。前些年，俞正聲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去視察棚戶區，痛心地說了八個字：水深火熱，暗無天日！俞正聲表示本屆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是改善棚戶區。他這話我一直記著，上海最重要的建設，不是建設浦東的大樓，而是改善棚戶區的生活環境。所以，我們不光要看到在浦東建設了那么多大樓，還要看到棚戶區改造還沒有完成。
我2009年寫過一首詩：
上海蘇北人聚居地
八十年前農民工 涌入上海欲脫窮
可憐人譏江北佬 棲身江邊滾地龍
八十年后棚戶區 說話未改蘇北音
“暗無天日”書記語 百姓期盼早日晴
“逆城市化”不是新事物
我的父親是中式裁縫（“本幫裁縫”），只會做長袍、旗袍。解放后，由于學蘇聯，男人不穿長袍，女人不穿旗袍，而是改穿列寧裝和布拉吉，中式裁縫的生意日漸清淡。我大伯和四叔也是中式裁縫，先后改行，進鋼鐵廠當了工人。我母親也進羊毛衫廠當了工人。然而我父親不會做“紅幫裁縫”的西式服裝，也不愿改行，在上海生活就艱難了。1952年先是把我送回鄉下，后來又先后把我妹妹、弟弟送回老家。1956年回鄉過春節后，父親便沒有回上海。那時的農村正實行合作化，父親畢竟在城里見過點世面，被選為村干部，先是做杭家莊初級農業合作社的社長，后來又做高級社的社長，從此再也沒有去上海。
1958年，我國開始實行戶口管理制度，將城鄉戶口嚴格分開。由于我父親人不在上海，就沒有了上海戶口，等到他再想回上海就回不去了。我母親一個人留在了上海，有上海戶口，由于沒有房子，她就住在工廠宿舍。而我大伯、四叔包括我堂哥、堂姐夫都在上海，哪怕住在貧民區、棚戶區里，也都有上海戶口。
1962年我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當時國家經濟萎靡，城市為了卸包袱，開始下放工人回農村。為了解決國家經濟困難，將三千萬城市職工“下放”回農村。我母親就是被廠里動員回鄉的。廠里說：“你全家都在農村，就你一個人在上海，你符合回鄉的條件?！碑斈晡夷赣H50歲，盡管她15歲去上海，在上海工作生活了35年，還是回鄉了。同樣“下放”回農村的還有我四叔，因為他老婆孩子都在農村，雖然他在上鋼三廠當了工人，他也回來了。我們生產隊一下子下放回來十幾個人。原來的城市戶口被取消了，他們就再也回不了城。但后來的文革期間，這些人利用城里工業“停產鬧革命”的時機，開始了農村鄉鎮工業的先河，我們村的鑄造廠就是這樣辦起來的，現在已是產值過億的規模工業了。
一方面城市把像我母親、四叔這些從農村進城但是在上海沒有家庭的人，動員回鄉下，疏散到農村。另一方面，城市把沒考上大學需要就業的孩子送到新疆兵團農場去，將人口疏散到大西北。城市家長最發愁的是孩子考不上大學。那時候上海開通到烏魯木齊的知青專列，整個上?；疖囌径际羌议L送孩子去新疆的，哭聲一片。我1960年高中暑假去上?？次夷赣H，她廠里許多同事都在談孩子畢業后去農場的事。
當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容納不了那么多人時，同時因為上海到新疆路途太遠，上海就在崇明島利用長江的灘涂辦農場，后來又到蘇北的鹽城海灘地上辦農場，容納上海知青、無錫知青、南京知青。知青“上山下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有的，五六十年代就開始了。而我1968年離開清華，到解放軍農場勞動鍛煉一年零八個月，去的正是崇明島農場！
中國的農村是一個大口袋，一旦城市出現問題，就把城市人口“下放”到農村，讓農村收留和容納，這就是中國曾經出現過的一種“逆城市化”。我真心希望類似的事情在中國不要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