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城市管理者有特別大的誤區,他們一直認為外來人口是城市的垃圾要排除出去,其實他們忘記這是城市最有活力最富有創新精神的新鮮血液。世界上發展快的城市都是移民城市。”4月18日,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智慧城市發展聯盟理事長李鐵在2015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開放性對話一:新型城鎮化與“三個一億人”如此表示。
李鐵表示,“三個一億人”進城碰到的阻力越來越大。雖然整個城鎮化的規劃已經頒布了,明確了要開放的條件,比如超大城市要控制,中小城市要放開。但事實上中小城市也不愿意這么多人口進來,比如北京轄區16700平方公里,有一百多個鎮,還有延慶縣、密云縣。外來人口進來了,不僅僅對延慶縣鎮產生影響,對北京的整個公共服務水平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從高考的錄取上就產生負面的影響。上海也是如此。所以利益結構導致的阻力特別大。
李鐵認為,很多城里人想象,城里人都是精英,但城市的人口結構不可能都需要精英,精英是需要服務的,一個企業家得有司機、有阿姨,有服務人員。他們還有他們的消費空間,而他的空間里每個人也要生存也有自己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所以這是城市人口多元化,不像我們想像的所謂單一精英化,如果都是精英化我們都會餓死。恰恰這些不是精英的人構成了生活的主體,他們需要相適應的生活空間。”
他以上海臨港為例表示,“現在的臨港,只能給白領以上的人居住,結果是什么?滿大街找不到飯館,因為它和城市環境不融。沒有飯館,打工的人在這里沒有獲得和他收入水平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當然就沒有人氣了,成本太高。不買房子,租房子也得好幾千,可真正能提供農民工服務的這些人員,他租房子的成本就只有兩百到五百,在臨港哪能找到這樣的住房空間呢?沒有,也就沒有我們所期待的各種服務業,理發的小店,各種小吃,各種和生活相關的內容。”
李鐵表示,如果這個城市沒有給基層提供可能和他相適應的空間,“三個一億人”就是一句空話。
4月17日-19日,2015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在上海臨港滴水湖畔舉行。該論壇由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世界經濟論壇、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主辦。
以下是李鐵發言實錄:
李鐵:“三個一億人”,國家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已經明確提出需要在2020年通過三種方式來解決“三個一億人”的問題。說起來容易,“三個一億人”,三億相當于美國人口的綜合。那么這三億人進入城鎮或者在城鎮改善生活條件,這是一個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工程,所以提出“三個一億人”也是一個非常有魄力和大膽的設想。
第二,這“三個一億人”進城的成本到底是什么?如果我們都按照北京或者昆山市民的方式來解決這三個一億人,不是到2020年,2050年也解決不了,因為要求太高。所以按照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農民進城,城鎮會給他提供什么樣的生活條件和公共服務環境?到目前為止大家還沒想好,所有的城市市長都認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生活,那可能要出現很大的問題。
第三,從國際經驗和城鎮化發展的普遍規律來講,窮人進城住的不是富人的地方,是窮人的地方。我們有現成的經驗,比如廣東,進城的人既沒買房,又沒有住在城市富人區,都住在出租屋和企業宿舍里。在拉美、印度絕大多數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問題、貧民問題經過很多年逐步消化解決,我們回頭反思一下我們的政策,進城是不是就要買房?是不是就要大家都享受一樣的公共服務、居住環境條件?是不是城市里不能有貧民居住的區域,是不是一定要把城中村改造成花園城市?我覺得這個是需要認真考慮的。今天我們國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國家具備三億人全都住上像我們現在城里人住的房子的條件,這是做不到的,因地制宜根據國情考慮這三億人的轉化問題是事情的關鍵。
第四,我們碰到的阻力越來越大。很多人想像,城里人都是精英,目前為止整個城鎮化的規劃已經頒布了,明確了要開放的條件,分不同的城市進行了一些甄別,比如超大城市要控制,中小城市要放開。但事實上中小城市也不愿意這么多人口進來,比如說在北京,北京轄區內16700平方公里,一百多個鎮,還有延慶縣、密云縣,這些中小城市會喜歡外來人口進來嗎?這些人進來了,不僅僅對延慶縣鎮產生影響,對北京的整個公共服務水平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從高考的錄取上就產生負面的影響。上海也是如此。簡單的中小城市,比如昆山是一個小城市,但它很富,外來人口很多。像東莞的長安鎮,本鎮人口就5萬人,可這些人都是富人,剩下的大概七八十萬外來人口怎么辦?所以利益結構導致的阻力特別大,怎么來解決,切實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研究,而且恐怕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不同的分析。
既然新型城鎮化規劃已經頒布了,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實踐,實踐就是根據每個不同的城市來確定具體的人口政策、落戶政策、公共服務政策,通過不同的方法去找這些點來進行實踐。我個人認為人口嚴重倒掛的城市,像深圳,1300萬常住人口中1000萬是外來人口,北京,外來人口占了五分之二,上海有2300萬常住人口,其中外來人口占了40%。像這些城市就要制定非常嚴格的政策來逐步的釋放。當然中小城市也不能一概而論,中小城市也有倒掛的,廣東大量的中小城市都是嚴重倒掛的,所以這種情況下也得制定相對嚴格的控制政策。
第二種情況,中西部的返鄉創業,一定是針對人口轉移出現的,產業轉移到了中西部有了一系列的就業機會才能形成人口聚集,當然這個時候是不是就把過去的戶籍制度限制一次性取消?恐怕在分析中國現行的戶籍政策的時候,不是原來城鄉戶籍的差別,而是一種區域的差別,涉及到土的問題,所以這也可能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按照“三個一億人”,城中村的改造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在城中村和危舊房的一些地區,如果土地置換,穩定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允許銀行進行貸款,何必要動用政府的大量人力物力去改造呢?通過幾十年的自我置換自然就會改造。臺灣、日本、韓國包括絕大多數國家的改造,有的通過拆遷來進行,有的通過自我置換來進行。
我們怎么認識外來人口?大多數城市管理者有特別大的誤區,他們一直認為外來人口是城市的垃圾,要排除出去,其實他們忘記這是城市最有活力最富有創新精神的新鮮血液。世界上發展快的城市都是移民城市,而移民城市經過幾十年的活力塑造,具有非常強的競爭力,上海的老閘北、老普陀過去就是蘇北人聚集的地方,臟亂差,現在已經成為整個上海市民主體的一部分,上海人有蘇北,有寧波人,有江北人,可能江北人占相當大一部分,可他們是城市的新鮮血液,這是第一個因素,是具有活力的。
第二,城市的人口結構不可能都需要精英,精英是需要服務的,一個企業家,得有司機、有阿姨,有服務人員。他們還有他們的消費空間,而他的空間里每個人也要生存,也有自己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所以這是城市人口多元化,不像我們想像的所謂單一精英化,如果都是精英化我們都要餓死。恰恰這些不是精英的人構成了生活的主體,他們需要相適應的生活空間,這就出現了下面的問題。比如臨港,現在的臨港,只能給白領以上的人居住,結果是什么?滿大街找不到飯館,因為它們和城市環境不融。沒有飯館,打工的人在這里沒有獲得和他收入水平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當然就沒有人氣,成本太高。不買房子,租房子也得好幾千,可真正能提供農民工服務的人員租房的成本也就兩百到五百,在臨港哪能找到這樣的住房空間呢?沒有,也就沒有我們所期待的各種服務業,理發的小店,各種小吃,各種和生活相關的內容。
所以“三個一億人”是一個長期的規劃,落實到現實中要解決關鍵問題。我們怎么來看待城市,如果這個城市沒有給基層提供可能和他相適應的空間,“三個一億人”就是一句空話。所以在新型城鎮化的實施操作過程中,問題還需要留給大家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