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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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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經濟研究院聯合發布的《2014年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顯示，云南、安徽、江西、山西、廣西位列排名榜前5位，山東、陜西、江蘇、內蒙古、天津則位列排名榜后5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排名中，被公認為是經濟發達、經濟實力強、人均GDP高的省份，除上海和浙江位列排名榜前10位之外，江蘇、山東、廣東、北京、天津等都位列排行榜中后水平。特別是天津、江蘇、山東更是在排行榜后5位中占據了三個席位，讓多數人感到不解。事實也是如此，公認的經濟大省、經濟強省，反而GDP含金量不高，這確實讓人難以理解，也讓人難以接受。
不過，如果仔細分析和思考一下，出現這樣的現象，可能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按照排行榜計算方式，GDP含金量是通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計算出來的。這些年來，這些經濟發達地區，GDP的增速一直保持著很高的水平，人均GDP自然也就水漲船高。同時，這些地區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更快，多數是以GDP2~3倍的速度增長的，有的甚至超過了3倍。在這樣的情況下，居民收入的增長就受到嚴重遏制了。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不快，或跟不上財政收入和GDP的速度增長，那么，GDP的含金量也就不高了。
更重要的，按照現行財政體制，江蘇、廣東等地形成的財政收入中，上交中央的比例大多在50%左右，而留下的財政收入中，用于行政機關運轉的以及支持經濟發展（如政策優惠、資金扶持、財政貼息等）的又占了絕大多數，真正用于民生改善的，可能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并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相反，經濟欠發達地區則受到轉移支付的大力支持，而轉移支付的資金則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并體現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最終反映到GDP含金量上，經濟發達地區也就反而不如經濟欠發達地區了。
更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在GDP含金量排名上，可能存在一些客觀因素，對經濟大省、經濟強省的排名不利。但是，這些地區自身存在的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江蘇、山東等地，在圍繞GDP、GDP排名等方面過度看重速度和名次，繼而忽視民生投入和改善、忽視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與生活質量提升，也直接影響了GDP含金量的提高。
要知道，同為經濟大省、經濟強省，為什么上海和浙江能夠位列排行榜前列呢？尤其是浙江省，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等與江蘇、山東、廣東相似，但是，GDP含金量卻位列排行榜第9。原因就在于，浙江省的經濟發展理念與其他地區明顯不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浙江省就一直堅持藏富于民的發展思路，更把居民收入水平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標志，把鼓勵居民創業、鼓勵居民致富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也正因為如此，浙江與江蘇、山東、廣東等地相比，被稱作老板的比例遠高于其他地區。更直接地說，浙江是“老板經濟”，其他地區是“打工經濟”，或叫做“房東經濟”。尤其是江蘇，房東現象遠勝于老板現象。
打工的、做房東的多了，居民收入水平增長的速度，自然沒有當老板的地方快了。而所謂的GDP，則更多的是建立在居民收入增長慢于GDP和財政收入增長的基礎之上。而在現行財政體制下，這樣的收入分配結構，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政府富、居民窮，財政好、企業差的現象了。
更重要的，江蘇、山東等地過度強調大企業、大項目，也是造成GDP含金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大企業、大項目對經濟增長、就業、政績等確實帶動性很強，影響力也很大。但是，對居民收入增長的拉動非常有限。相反，象浙江省以鼓勵創業和辦企為目標的“老板經濟”，從表面上看，可能沒有那么多的頂天立地的大企業，卻有著鋪天蓋地的中小企業，那么，自然而然地就會有效拉動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試想一下，在經濟發展比較正常的情況下，再小的企業，一年的收入都可能比打工的收入高。而其對GDP的影響，則可能不會很大。那么，GDP的含金量當然也就高了。
也正因為如此，面對多數經濟發達地區的GDP含金量不高，除需要在財政體制、收入分配體制、財政核算機制等方面改革與完善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居民創業、財政資源配置等方面下功夫。從總體上講，浙江的“老板經濟”模式，是提高GDP含金量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能夠體現民富政強的特點的。否則，就會出現政強民窮或民弱的現象。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也是會帶來很多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的。已經在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方面步入發達經濟行列的江蘇、廣東等地，實際上仍處于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中等地位，而沒有真正步入發達水平行列。這一點，必須引起這些地區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