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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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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謝子龍調研發現，根據我國社保政策，社保五項繳費比例，企業為29.5%至30%，個人累計達到11%左右，雖然各地繳納社保費率比例略有不同，但絕大部分省市繳納比例都在工資總額的40%以上，有的地區甚至超過工資的50%。謝子龍代表建議盡快降低社保費率，同時，增加繳費政策的靈活性，財政適當安排資金，增加社保支出。 （3月3日《長沙晚報》）
社保高繳費率的現象已得到高層關注，不久前，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也指出，繳費水平確實偏高，“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至50%，企業覺得負擔重。其實，過高的社保費率不只增加企業經營困難、減弱企業活力，還反過來妨礙職工收入增長和福利提升，并最終影響到職工可支配收入大量減少。這種雙重的負面影響，使得“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頂層設計，需要盡快照進現實。
事實上，上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將失業保險費率由現行條例規定的3%統一降至2%，已經開啟了社保減負的閘門。然而，失業保險在“五險一金”中占比并不高，減負仍存較大空間。但問題在于，社保減負雖已達成社會共識，目前的社保基金譬如養老金的池子已經是捉襟見肘，進一步降低社保費率、加大減負力度后，更大的社保基金缺口靠什么來補充？
破解這一根本性的掣肘難題，歸根結底要靠“改革紅利”。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健全社會保障財政投入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預算制度。也就是說，增加社保方面的財政支出，現在和未來將會是一種不變的制度性安排。在社保“十二五”規劃中，也曾提出各級財政將社保支出占比提高到25%左右。只是，截至2012年這個比重僅為12%，遠低于發達國家的30%—50%的比例。在經濟下行和通脹的雙重壓力下，能否按期實現還不容樂觀。
另外一項需要關注的“改革紅利”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社保基金，全民都是權利人，用前者及其增值為后者服務，并無不妥，相當于向社保基金的池子里注入了一種可增值的資產，可以源源不斷充實社保基金。
去年5月，財政部發布通知，要求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收取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應交利潤比例最高的行業達到了25%。加之央企以及地方國有企業限薪，事實上國企紅利已經有了向社保基金充值的能力和本錢。所以，在公共財政不斷增加對社保投入比重的同時，不妨盡快啟動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的改革，并將部分上繳收益專項用于社保。
社保減負或已是大勢所趨，但在減負的過程中，需要尋找“改革紅利”補給社保基金。一定程度上，“改革紅利”越大，社保減負的進程就可能越快。所以，訴求社保減負，只能寄望于深度改革的智慧、勇氣與力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