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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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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全國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新風頻吹，一個共通之處就是GDP的“點剎”。據統計，有27個省份GDP實際增速未達預期目標。而對今年增長率的設定，除上海首次未設具體目標、西藏持平外，其余26個省份紛紛下調了預期目標。以新常態的視角觀察，這是治理者駕馭市場經濟的理念成熟，從憑單一的增長率論英雄，到更注重質量、效益的平衡型增長，科學的政績觀正在嬗變中。
那么，當“后GDP時代”來臨時，比總量增速更重要的指標會是什么？
“結構！結構！”這是人民日報分析2015年經濟工作的一篇言論標題。的確，中國經濟由高速轉向中高速，結構調整是繞不開的核心議題。比如，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區域間不平衡的改進，以及環境保護、民生改善都將是重要著力點。而從現實國情出發，縮小貧富差距應成結構調整第一戰。
貧富差距是市場經濟之殤。競爭有高下，勞資有對立，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難以避免。而今，標志貧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數，已達0.469，就算已實現“六連降”，可仍遠超國際警戒線。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最多超過3倍以上。而一些壟斷性行業、金融行業，更高于普通勞動者10多倍。至于個別挾資本生威的企業主，與底層員工的薪酬差距更為驚人。
有人將此歸結為轉型期，但，任憑這一差距不斷拉大，將會嚴重影響內需的擴大，傷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畢竟收入是消費的基礎，任何良性循環的市場經濟體，都離不開相對均衡的社會成員收入，支撐當地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否則，過大的貧富差距，不僅影響著各地公平，造成不穩定因素，還會誘發實體經濟結構失衡，釀出區域性的風險乃至危機。
正因此，一些國家非常注重運用稅收手段“均貧富”，也即靠轉移支付的二次分配環節，實現收入分配適度均衡。在我國，這一任務尤為艱巨，對中央來說，發揮公有制優越性，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首要職責。而對各地來講，情況雖然千差萬別，但抓好扶貧攻堅，對屬地的高收入者嚴格征稅，仍是共同的必盡之責。至于工資集體協商、最低工資標準，更應成為日常化工作。
有人覺得，縮小貧富差距的工作太瑣碎，不容易見到成績。其實，相對GDP數字的“顯績”，這一“潛績”并非不劃算。一方面，經濟增長的紅利可以由此輸入老百姓的口袋，共享發展成果的同時舒展社會情緒；另一方面，均貧富生成的經濟后勁更足、更踏實，稅收增收更可為環保、教育、醫療等民生工程“進補”，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這筆賬，需要治理者細細思量。
無論降下來的GDP指標，還是升上去的結構、民生指標，社會公平正義都將是蘊藏其中的新內涵，這些也都是各地政府“兩會”上的莊嚴承諾，具有法律效力，必須久久為功，從而真正告別GDP盲目崇拜，真正走向民生理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