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近日,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撰文指出,日前有關中國人的形象和自我認知問題近年來一直受到熱議。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快速發展,讓中國人在世界上更加引人注目,使其具有了大國國民的自我認知,對自身的期許變得更高。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形象”問題,又讓中國人形成了與自我期許的強烈落差,令其感到焦慮、困擾,甚至精神上的挫敗感。
張頤武表示,這并不是當下才出現的新現象,只不過在今天新的形勢下顯得更加復雜。在近現代歷史中,中國很長時間都是弱者。即便在新中國解決了國家主權問題之后,貧窮仍是現實問題。這給中國人留下了深深的傷痕和復雜的歷史記憶。我們對于世界的看法往往是以西方為參照系,并趨于兩極化:一方面是對西方的仰視,因中國的貧弱就認為自身文明不如人,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落后,這導致了深深的自卑感。另一面是對西方的俯視。因對西方侵略的憤怒和對西方封鎖的抗拒,而產生了對西方的俯視心態,在封閉環境中形成一種自負感。這兩種心態在中國為富強而奮斗的百年歷史中都有深刻影響,也都會在我們的社會心理和文化中留下印記。
雖然現在的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并告別了貧困,但自卑心態仍有強烈表現,即對自身新的歷史角色缺乏認知,對中國社會沒有自信,仍認為中國一切都不如人。比如把中國在發展中出現的精神失范、環境污染等問題,當做中國社會獨有的特殊問題。其實,這些問題在西方社會經濟高速增長和大規模工業化階段也都出現過,但在發展過程中都得到了超越和解決。對中國來講,這些問題當然應以最大決心并通過借鑒他國的經驗教訓加以應對,但歷史階段畢竟難以輕易超越。
張頤武談到,同時我們還要知道,當年西方發展時,進行工業化的只有它自身,其他國家大都還處在從傳統向現代的痛苦過渡階段。當時西方的外部沒有可用來比較的更強大和發展更早的社會,因此它對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具有更大的承受力,應對問題時回旋的余地也更大。而中國正處在經濟高速增長和工業化之中,西方的工業化已經完成,工業制造的主要部分已經轉移,環境等問題已得到解決。這種時間的落差加劇了一些人的自卑感,有些人甚至把中國現有的一些問題過度夸張和引申為我們制度的落后。另外,快速發展使部分中國人出現過度自負現象,同樣值得注意和警覺。但這也不是中國獨有,在美國高速發展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少美國知識分子也認為美國是暴發戶,并因此自卑感強烈,到歐洲尋找文明的真諦。
張頤武表示,如何超越仰視和俯視心態,轉而以平視的角度觀察自身和世界,這是我們當下應努力去探索的。對于自身,我們要認識到,中國30多年的高速發展和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已彰顯了中國社會內在的強大生命力,中國道路有其自身優勢和適應中國國情的獨特性。同時,我們也要認清世界,了解西方和不同的發展中社會,了解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和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放平心態,從容理解和認真面對我們遇到的挑戰和問題,這格外需要主流社會的清醒和堅持,也需要文化和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只有經過這樣長時間的努力,才能最終化解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