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中秋節后的第一個工作日,但家住北京房山良鄉的老姚不需要去工作,他一大早就拿著漁具來到附近的小河邊開始釣魚。此時,他30歲的兒子仍在家里呼呼大睡。
同樣在這個清晨,家住北京東部通州區的張建(化名)正站在新華大街一個十字路口邊吸著煙。和周圍的幾位“黑車”司機一樣,他不停地掃視著那些匆忙的上班族,偶爾低聲問從面前走過的人:“要坐車么?”
老姚和張建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拆遷戶。洶涌而至的城市發展浪潮將他們卷入其中,在給他們帶來一輩子都不曾冀望過的財富的同時,也徹底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和人生軌跡,使他們成為了北京2000多萬人口中的“異類”。
一夜暴富
老姚住在地鐵房山線南關站和良鄉大學城西站之間的一個小區里。這個小區沒有名字,是房山線沿線很多拆遷戶的回遷居住地。老姚在地鐵線北側原本有兩間平房,幾年前被拆遷了,老姚除了領到一筆拆遷款之外,還獲得了購買兩套回遷房的指標。
張建的情況略有不同。他原本也有購買一套回遷房的資格,但他考慮再三還是放棄了。因為回遷房面積太小,他一家3口根本住不開。最后他用拆遷款在通州運河附近購買了一套商品房。為了多拿一點拆遷款買房,他沒少和拆遷公司磨嘴皮子。他笑著對《華夏時報》記者說:“我差不多算是‘釘子戶’吧!”
王強(化名)和很多“釘子戶”打過交道,他所在的拆遷公司隸屬于北京一家知名的房地產開發商。在北京,拆遷并不總是政府的事情,很多時候,開發商也會參與一級土地開發,這種情況下的拆遷款一般由開發商承擔。開發商肯定沒有政府“大方”,也沒有政府的公信力。這個時候,拆遷公司和拆遷戶之間的博弈就會變得很激烈。
王強感嘆:“北京的拆遷越來越不好做了。”
大約10年前,王強剛入行的時候,參與了天壇附近一處居民區的拆遷。他清楚地記得去一戶人家走訪時,那位北京印染廠退休職工告訴他們:“我是老黨員,我不會讓組織為難的。”最終,這位老人不僅沒有在拆遷款上討價還價,連回遷房也放棄了一套。但現在,這樣的人再也沒有了,而是“一個比一個精,一個比一個胃口大”。
“拆遷公司都是看人下菜碟,都欺軟怕硬。”家住豐臺區羊坊村的梁琪這樣告訴記者。羊坊村現在已經拆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也指日可待了,其中就包括她家。據她了解,已經拆遷的人家中,凡是態度強硬的,大多獲得了更多的拆遷款。“有的人平均每平米能多出一兩千元,一套房子能多出幾十萬來。”她打算在即將到來的拆遷中據理力爭,“多要個三五萬也是好的。”
“給多少錢他們都不會滿足。”王強抱怨地稱,拆遷公司一般會準備幾套方案,而就算按照最低標準的那套方案,大部分拆遷戶都能一夜暴富。尤其是遠郊區和城鄉接合部的拆遷戶,因為他們的房屋面積普遍都很大,賠償款會更多。
老姚不肯透露他到底拿到了多少拆遷款,但他承認那是一筆他一輩子也掙不到的錢。而且在他和拆遷公司簽約之后,沒兩天錢就到賬了。
有錢之后
這筆巨款砸下來,很多人就暈頭轉向了。
“那時候房子剛拆,大家還在租房子住,但都比著買車,買好車。”老姚說,現在他們小區里寶馬之類的好車并不少見,他還算清醒的,只是給兒子和兒媳買了一輛本田雅閣。
暴富帶來的另外一個影響,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上班了。老姚的兒子上過職高,學的是弱電,原本在豐臺的一家賓館上班,兒媳則在良鄉的一家超市做收銀員。現在,小兩口都懶得去上班了,覺得那是小錢,懶得去掙。
沒有了收入,花錢卻更大方了。現在兒媳做頭發都要開車去城里,每次都要花一千多塊。老姚的老伴勸她就在小區周圍的美發店里做,但“人家就覺得這里的店太土”。
但老姚已經很知足了,“起碼他們沒有去惹是生非。”他聽說,一些年輕人在有錢之后染上了不少惡習,比如賭博,“聽說有的連自己剛買的車都輸掉了。”
張建其實不愿意跟別人多提拆遷的事情,因為就拆遷款如何分配的事,他和父母以及哥嫂一家都鬧得不愉快。梁琪雖然還沒有拆遷,但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她聽說已經拆遷了的表姐家獲得的拆遷款比別人都多,于是去打聽,想學習一下經驗。但沒想到,平時親密無間的表姐竟然打死也不透露自己拿到的拆遷款有多少,弄得以往無話不說的兩姐妹現在都不怎么說話了。
“我覺得拆遷挺毀人的。”梁琪說。
坐吃山空
老姚最擔心的,還是自己在銀行里的存款可能會越來越不值錢。
有時候老姚會想起以前的日子。那時一家人都有事做,雖然手里沒有這么多錢,但細水長流,心里很踏實。現在,除了存在銀行里的拆遷款外,收入來源幾乎沒有,而需要開支的地方卻比以前多了許多。
老姚是過來人,知道坐吃山空的后果,“我們老兩口還好說,畢竟沒多少日子了,可兒子他們怎么辦啊?”
張建擔憂的是另外一個問題。他的兒子今年十歲了,轉眼就會長大,他現在就不得不開始為兒子將來的婚房考慮了,“現在的小姑娘,沒房子誰嫁給你?”
為了籌集給兒子買房的錢,他現在幾乎每天都“出車”,風雨無阻。當然,為了避免遇見熟人,住在武夷花園附近的他總是開車到幾公里之外的新華大街上“趴活”。
不過,這幾年北京房價的瘋漲,讓他似乎離自己的目標越來越遠了。還好,現在北京的房價終于降了。“聽說還會降,你說會降多少?”他不安地向記者打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