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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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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廣東省河源市龍川縣老隆鎮200多年歷史的雙孔石拱橋——洋溪橋，被廣東長鴻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非法拆毀，輿論嘩然……
2014年4月，“成龍欲捐四棟安徽古建筑給新加坡高校”，消息一出，爭議四起……
2014年1月11日凌晨，位于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州府香格里拉縣的獨克宗古城發生大火，“月光城”云南香格里拉獨克宗古城損失慘重，古城多個民居、客棧、店鋪被毀，震驚全國……
2013年11月28日凌晨4時許，有亞洲第一之稱的重慶黔江濯水古鎮風雨廊橋發生火災。這座經歷了無數風雨洗禮的廊橋被燒毀，令人扼腕……
古村落具有獨特的建筑風貌 、重要的歷史價值、深厚的文化積淀和特有的古韻氛圍，是 “中華傳統文化的結晶”。然而，古村落乃至古建筑頻頻遭難的背后，凸顯的是快速城市化（城鎮化）浪潮的沖擊和保護的困境。
歷時5年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近77萬處，但“在已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中，保存狀況較差的占17.77%，保存狀況差的占8.43%”，其中“約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已消失。”普查結果暴露出了目前我國不可移動文物保護面臨的嚴峻形勢。
“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憂心忡忡：“現在的情況極其危急！一些古建筑年久失修，當地村民沒有力量修繕，一點辦法都沒有。但《土地管理法》規定要造新房子必須把舊房子拆掉，并沒有考慮到在文物建筑上應網開一面。不少具有文物價值的建筑，就這樣被拆毀殆盡了。”
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陳志華教授看來，這些鄉土建筑具有非常豐富的歷史、藝術及科學價值，它們中的許多元素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鑒。但是在如今的農村，無論大江南北，越來越多的村鎮住宅都是被貼上清一色馬賽克墻面的兩層或三層小樓替代，許多地方的建筑失去了原有的鄉土氣息。
享有“古鎮保護之父”美譽的上海同濟大學阮儀三教授坦言：因急功近利，古城保護呈現出“破舊立新”立出的千城一面；“拆舊建新”，建成一批批不三不四的“四不像”。且不說清一色粉墻黛瓦、飛翹檐角、拱形的石橋“假古董”，更有無序規劃、胡亂發展，一些地方行政大樓、法院弄成啼笑皆非的“白宮”，把古城保護搞成 “洋建筑”的垃圾場。
安徽省文物局副局長楊立新介紹，城市建設是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地方美化市容，拓寬古街，擅自改變建筑格局，歷史信息丟失，文物價值不復存在。
“一些幸免于戰火的古文物建筑，最終卻被人以建設開發的名義損毀。”復旦大學學者儲馨曾表示，若不積極應對，長期下去，隨著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古香古色的牌坊、宮門、城墻就會消失殆盡。
著名文物保護專家、安徽省文化廳副廳長李修松認為，經費和執法仍是困擾古建筑保護的兩大難題。近年來，加上中央的投入，各省市每年都有數千萬乃至上億元的文保投入，其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是，在李修松看來，“文物保護的經費投入仍遠遠趕不上需求的增長。相對于數量眾多的文物，這些經費仍然只是杯水車薪。”
記者調查發現，各類“法人違法破壞文物”、“毀古求利”的案件近年頻頻上演，已成為導致不可移動文物過快滅失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江蘇省13座宋元糧倉遺址毀于高檔樓盤開發、鴉片戰爭戰場定海古城夷為平地等，無不顯示文物執法在眾多的執法中處于“弱勢”的尷尬地位。
對于成龍欲捐古建筑給新加坡這一事件，事實上是給內地古建筑保護重重提了個醒。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楊福泉評論說，當我們在痛心疾首地譴責外捐國家文物或有價值的文化遺產之時，更應該深思我們怎樣來珍惜和呵護還在不斷消失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物專家普遍認為，文物不可再生，因此即使一些不可移動文物得到了修復或重建，但文物遭受破壞后，損失不可估量，與其“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
“應將事后處理前移為實時監督”，李修松表示，應當加強文物和公安、城建規劃等部門的聯動機制建設，將文物執法由“事后處理”前移為“實時監督和事前預防”。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在《文物保護法》中明確財政列支文保經費的比例，明確規定各級文物保護單位資金補助的額度或數量，為保護資金來源的長期穩定提供法律保證。
中國知名古建筑專家、國家特許一級注冊建筑師程極悅說，當我們的文物保護真正有了違法必究的問責制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的時候，我們的民間古建筑才不會因為缺乏保護意識、措施而不斷消逝在歲月的風風雨雨中，才可能讓手頭有像成龍先生那樣珍貴文物或民俗文化器物的人士，能夠對祖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有足夠的信任，進而愿意將他們的收藏留在國內或捐贈給相關文化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