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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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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黃荊小區來說，“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從晚上開始的，很多人走到樓下，跳舞、唱歌、打桌球、逛麻將館和進網吧……或者干脆開車去遠一點的地方，玩、吃夜宵或泡吧。
熱鬧至少持續到晚10點之后，小區才會漸漸平靜。但不過1000米之外的梅溪湖，180臺大型施工機械的推進轟鳴，依然此起彼伏。
那里，是黃荊小區不少居民過去的家，也是未來長沙河西的城市中心。按照長沙市政府的規劃，黃荊小區居民祖輩居住的14.8平方公里的梅溪湖片區，將成為大河西的“客廳”，而他們，則正在完成一段農民變市民、村民變居民的轉化。
成為“市民”后第一次領“失業金”
去年10月起，48歲的鄧凱斌每天都要在一段不過1500米的小路上走上兩趟，清早黃昏各一次。路的一頭連著他現在居住的黃荊小區C片37棟，另一頭是他一年前居住的老家，梅溪湖鎮騎龍村。
如果沒有長沙西二環的拉通，估計沒有多少人知道梅溪湖這個地名。單從字面解讀，梅溪湖顯然是個很有想象空間的地方，其實那里無梅無溪亦無湖。
鄧凱斌家在梅溪湖原有三四畝田地。一年之前，不論酷暑寒冬，鄧凱斌都會出去做泥工，清早出門，晚上六點回來吃晚飯，老婆在家種田、種菜和葡萄，農活不多，忙里偷閑的時候還能騎上電動摩托車進城轉轉。
但一年之前的4月，鄧凱斌接到了拆遷通知。他家所在的梅溪湖作為大河西先導區的一個組團，被賦予了一個龐大的造城規劃。此前的2月5日，長沙市政府和長沙大河西先導區管委會與美國蓋爾集團簽訂戰略框架協議，擬在先導區梅溪湖片區規劃、開發和運作一個國際服務區。事實上，大多數梅溪湖原住民對于“國際服務區” 的概念似懂非懂，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梅溪湖真的會再造一個湖。
建設的速度是如此之快，4月接到拆遷通知，6月量房、10月拆遷、政府補償，鄧凱斌沒想到他的“新市民”進程如此之快。
58 歲的彭中海同樣是“新市民”的一員，據說拆遷款政府補償了上百萬。但從岳麓區天頂鄉遷來的彭中海最感新鮮的，是成為“市民”后第一次領“失業金”：“老伴拿退休金，每個月500多，我和兒子兒媳三個人拿失業金，每個月也是500多。”拿了失業金，葡萄不用種了，忙活慣了的彭中海還是會找事做。平時，兒子做水電工，他就做木工，工錢都是一百塊一天。這幾天，父子倆在黃花塘幫一個鄉親砌房子，每晚兒子都會開著那輛花了12萬塊的銀色廣本載著父親一起回家。
對過去的田園生活戀戀不舍
事實上，像鄧凱斌、彭中海一樣的“新市民”長沙越來越多，一項來自長沙市雨花區的數據稱，全區100萬常住城市人口中，有一半系外地農民工或城郊失地農民身份轉換而來。而大河西先導區規劃的1200平方公里范圍內，則有50萬農民面臨洗腳進城，鄧凱斌、彭中海不過其中先行的一員。
“讓更多農民轉變為市民”被認為是一種一勞永逸解決三農問題的捷徑。長沙市副市長、長沙大河西先導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趙文彬認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這 “兩型社會”的建設，尤其需要探索的，就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讓更多農民轉變為市民。他說：“中國的7億農民，如果有5億變成了市民，我們現在的房地產市場疲軟、內需不足等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長沙不斷攀升的經濟總量和城市化率證明了這種“兩型”建設的思路確有可取之處。2006年以來，長沙的經濟總量在全國省會城市中先后超過石家莊、哈爾濱、濟南、鄭州等4個城市，在全國省會城市中躍居第7位。與此相對應的它不斷攀升的城市化率：早在2007年，長沙市的城市化率就已達到了56.5%，比全國平均數高出了12.6個百分點。湖南省社科院城市發展研究所所長童中賢說，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率，從來都是一對孿生兄弟。
但失地的新市民依然對他們過去的田園生活戀戀不舍。“往年這個時候，葡萄熟了，田里的早稻也收割了……”鄧凱斌說。
至于過去一年四季都在葡萄園中度過的彭中海，最難忘的是他那些葡萄種苗，“都賣了，2塊錢一棵，只賣了500多塊錢”。
彭中海過去在梅溪垸有三畝葡萄園地，每年春節過后兩三個星期，就開始給葡萄地松土、施肥、搭架子。之后，葡萄種苗下地，又忙著給葡萄苗殺蟲、剪枝、趕鳥、上紙包袋。七月底，葡萄成熟，上市。到九月，一年的勞作才算告一段落。
葡萄成熟的季節，是彭老一家最累也是最開心的時候。城里很多市民開車來家里摘葡萄，一般老顧客還會提前一天預定，彭中海一家則事先準備好幾個菜，土雞、活魚、柴火飯，都是必備的。現在，這一切都成為記憶。
身份的變化帶來的不適應
7月27日，上午10點。鄧凱斌租的房子的樓下，有幾個人在玩撲克，旁邊圍了幾圈看牌的人。
這些人鄧凱斌都認識， “以前一起干農活，現在一起玩牌聊天。”
“現在沒地種了，城里的高樓大廈也都是大型建筑公司承包了，泥工沒人請了，出去打工，很多地方都只要30歲以下的，做生意沒經驗，怕虧本，學技術，沒知識。”
知識匱乏、技能短缺，由此衍生的就業及心理問題在年輕人身上體現更為明顯。老家在梅溪湖聯絡村的謝曉丁，新房子買在加州陽光，25歲的她，是一個7個月大小孩的母親。丈夫在工地上做事，除了帶小孩，她每天都很閑。
謝曉丁沒有工作，這讓她“感到害怕”，“我才20多歲，過得卻是老人的生活。”曉丁說，現在大部分拆遷過來的年輕人，都跟她一樣，面臨著生活突然出現的改變和抉擇，表情迷茫，內心彷徨。
然而，生活上的其他困難也在慢慢顯山露水。“三口之家，一個月花銷有四五千塊，除了他掙的那點，其他都是補償的錢。”
“一切都方便了，卻什么都要花錢，看得到，消費不起。”曉丁甚至注意到了小區新開的幼兒園，一個月要1300元的學費，這對她來說，“是天文數字”。
盡管如此，幾乎在一夜之間從農民轉變為市民的謝曉丁，還是在慢慢適應現在的生活：每天早上6點準時起床，洗臉刷牙后出門走走，去樓下的菜市場買菜，自己在附近餐館吃個粉就回家了。八九點來到樓下，和鄰居一起打牌搓麻將。11點30分左右，回家吃飯。吃完飯睡個午覺，下午再出去走走坐坐，再吃晚飯，完了又出去走走。晚上9點回家，洗澡，睡覺。
“生活單調得死。”曉丁說。
而對于老人家，這種身份角色的變化所帶來的不適應，則尤其明顯。老家在黃荊垸川塘村的李國富老人就“很不喜歡現在的生活”。
“早上6點開始就有商販叫賣，小區的歌廳也很吵，外面賣水果豆腐腦的也吵，沒辦法睡覺。”另外，串門也不方便了，去親戚家看看，還要脫鞋， “寸金之地，關鳥一樣”——在李大爺看來，自己身份的轉變，除了每個月拿到的那500多元的養老金，以及生活上新出現的不便，他不知道還意味著什么。他更多的是憂慮，“村上(小區)那些年輕人，成天無所事事，拿著手里的錢到處玩，地沒了，子孫后代以后吃什么？”
征收后，準備做點小生意
彷徨也好，懷念也罷，對于未來的憧憬，寫在了這里每一位新市民的臉上。
早前，拆遷辦的工作人員就給過鄧凱斌這樣一幅“清明上河圖”：隨著大河西的開發，各大商業品牌進駐，梅溪湖會變成一個熱鬧的商業中心，樓盤全英式、開通梅溪湖地鐵線、香港式的街道、孔雀開屏的湖心，還有起伏的綠山環繞，它將會是現代人生活居住的人間天堂。
7月28日下午1點，烈日當頭。鄧凱斌帶記者穿過那條小路，來到一塊山地上。站在山頭，鄧凱斌用手指了指前方，“你看，挖土機挖的就是我們家旁邊的地基。”
為什么沒買套新房子？記者問。
鄧凱斌說：“還想再住回去。我在那邊訂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政府承諾了，2年之后，我們就可以搬進去住了，又是大城市，又是老地方，挺好。”笑容，在他黝黑的臉龐上，久久沒有散去。
相比鄧凱斌，家住岳麓區還未及拆遷的王鑫，“只希望8月快點到來”。
王鑫家屬于梅溪湖片區第四期拆遷范圍，今年八月份將搬遷，他早就算好了，一家4口人，這次征收能夠分到50多萬。“我現在也算是半個梅老板了。”在王看來，征收很好，“可以韻哈當老板的味。”
從去年10月份他們家量房開始，王某老婆就不種地了，菜園子也荒掉了，現在每天都是買菜吃，“有時候早上起晚了，就去外面吃個粉，和城里人一樣了。”
征收后，王鑫就不打算跑摩的了，準備買房買車，做點小生意，“現在許多人去寧鄉買門面，我也準備去搞點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