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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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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又是一年就業季。這個夏天，人數創歷史新高的727萬大學畢業生，再度讓“就業難”成為中國社會的熱話題。
面對牽動中國數百萬家庭的大學生就業問題，當媒體多冠以“史上最難”或“更難”來形容就業形勢之際，糾纏中國多年的大學生就業難其實更需要洞悉癥結的冷思考。
一邊是大學生“懷才不遇”，找不到工作；另一邊則是一些企業“求賢若渴”卻找不到合適的人才。“就業難”與“用工荒”的并存，凸顯著謀求經濟轉型的中國正經歷結構性的就業矛盾。
一邊是大學生進入就業崗位后抱怨“學非所用”的尷尬，另一邊則是一些大高校不顧自身定位和市場需求盲目設置專業、開設課程。大學如何對接社會，培養“適銷對路”的大學生，拷問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一邊是國家三令五申要求營造公平的就業環境，另一邊則是一些用人單位在戶籍、性別、年齡等方面設置五花八門的就業門檻。年年批駁卻年年凸顯的就業歧視，似乎成了就業季里驅之不散的陰霾。
……
如今，“金三銀四”的招聘高峰時段已過，手捧簡歷的畢業生們正在漫漫求職路上做著最后的沖刺。22日開始，中國新聞網相繼推出“就業季”系列稿件，走進那些求職路上的大學生，多角度剖析頗具中國特色的大學生就業問題。
今年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達727萬人，就業形勢愈加嚴峻，不少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寧用武大郎，不選穆桂英”的性別歧視，而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也“意外”讓性別門檻再次悄然抬高。屢禁不止的性別歧視讓女大學生的就業率明顯低于男生。
專家建議，應出臺相關約束和補償用工單位的政策法規，設立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律和機構，加強勞動力市場監管，建立起平等就業的監督機制，以破解就業歧視困局。
女大學生求職頻遭性別歧視
“參加招聘會時很多單位只要男生。”來自安徽大學的畢業生張露對中新網記者表示，面對這樣赤裸裸的性別歧視，雖然覺得很不公平，但也無可奈何。
同樣無奈的還有來自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研究生劉梅，她在求職過程中也遭遇了性別歧視。她對記者說：“在某家保險公司總部工作的一個朋友曾幫我內部投遞過簡歷，但人力資源經理直接告訴她‘不要女生，要男生’。”
“我和男朋友一起找工作，但是從簡歷投遞及回復情況來看，我的回復確實少很多。而且周圍好多女生都沒有找到工作，到畢業季才知道女生找工作竟然這么難。”劉梅說。
上述兩位大學生的遭遇并非個例。一些用人單位在招聘過程中會明確提出“只限男生”或“男生優先”，而一些用人單位雖然不會如此明目張膽，但也會暗地里刻意提高女生錄用標準，“寧用武大郎，不選穆桂英”成為很多單位招人用人的潛規則。
在某投資評估公司工作的王女士向中新網記者透露，她曾看到過自己所在公司的筆試評分標準，其中一條赫然寫著“男生可酌情加分”。
王女士告訴記者，自己所在公司在招聘過程對于男性簡直是全方位、立體化、像珍稀動物一樣的保護著。很多公司也有這種情況：男生少，想盡辦法招男生，美名其曰 “中和”。
“公司今年新招了四名研究生，三女一男，男生的工資比另外三位女生每月高500元，而且領導常以‘男生壓力大’為由多派任務給男生，這種明顯傾斜的做法實際上是打壓了女生的發展空間。”王女士說。
女大學生就業率低于男生
事實上，由于女性需要生育和哺乳等原因，用人單位出于預期利益和用人成本的考量，往往在招聘中更加傾向男性，而把女性勞動力當作職場“預備役”，性別歧視也就成為了很多女大學生難以繞開的絆腳石。
劉梅表示，從自己經歷過的幾次面試經歷來看，幾乎每家企業或者律所都會問“你有沒有男朋友”、“計劃什么時候結婚”等問題。而面對這類問題，劉梅以“自己考慮的晚，一般三年后結婚”的回答來應對。盡管如此，她現在還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
“我的畢業論文研究的是高校女畢業生平等就業權的問題。我曾對公務員招聘進行過一些統計，很多職位都建議男性報考，尤其是法學專業，但法學作為傳統的文科性專業，本來女生就多，但大部分都要求男生，所以對女生來說確實競爭壓力大很多。”劉梅說。
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出臺的“單獨二孩”政策也“意外”讓女大學生面臨的性別門檻悄然抬高。
張露對記者表示，自己在求職過程中，曾有單位會問自己“是不是獨生子女，有沒有結婚，會不會要二胎”等問題。而這對于想生二胎的女性來說，無疑又增加了一層就業障礙。
在或顯性或隱性的性別歧視下，相對于男性來說，女大學生就業更加困難，就業率也不如男生。近期發布的2014年教育藍皮書指出，據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2013年6月對21個省份30所高校的問卷調查，男性初次就業率顯著高于女性，男性初次就業率(77.3%)高出女性(65.9%)11.4個百分點。
官方強調禁止就業歧視
“就業性別歧視不僅造成人才資源巨大浪費和畸形發展，而且桎梏女性的人生選擇和夢想追求。它跨越學歷、年齡、家庭和經濟背景，在無聲無息中侵蝕著社會公平正義，影響到整個社會機體的健康運行。”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孟曉駟直指性別歧視帶來的負面影響。
面對就業歧視，有女大學生選擇奮起抗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今年五一勞動節當天，來自10城市的25名女大學生先后向全國30省市的勞動監察部門申請信息公開，希望勞動監察部門能夠主動監管招聘中的性別歧視現象。
但更多的是妥協。劉梅就對記者說：“雖然自己是學法律的，但一般面對歧視的時候還是會妥協。”
劉梅說，目前社會其實對女性歧視處于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法律中雖然有反對就業歧視的條文，但是現實生活中卻很少有人因為性別歧視而維權。企業因為有著用工自主權，并且招聘階段相對屬于企業內部行為，所以更多的是無奈。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官方近期出臺措施，強調禁止就業歧視，促進就業公平。國務院辦公廳5月13日印發《關于做好2014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積極采取措施，促進就業公平。用人單位招聘不得設置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歧視性條件，不得將院校作為限制性條件。
性別歧視難題待解
“性別歧視是導致女性就業劣勢的根本原因，而性別歧視屢禁不止，是與用人單位對女性孕產假期勞動力成本不能通過社會政策補償息息相關的。”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女性研究中心專家張敬婕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表示。
張敬婕認為，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性原因，在孕產假期不能從事物質性和精神性的生產，這就產生了所謂“生產價值斷檔期”，如果只是將該成本全部核算在企業身上，勢必會遇到比較大的抵觸。
張敬婕表示，要避免就業歧視，一方面需要求職者增強維權意識，不對存在就業歧視的企業沉默，不對存在就業歧視的文化妥協；另一方面，則需要招工單位消除男女性別隔離以及男強女弱的性別歧視觀念，設立更加公平公正的招聘條件，確保招聘過程和招聘結果的性別平等。
“社會將女性生育一胎或二胎的成本轉嫁給企業，企業將女性生育時期帶來的‘勞動力價值的空檔’歸罪于女性的生理特征。也就是說，如果人們的觀念不改變，如果沒有相關公共政策的支持與補償，就業的性別歧視將很難從根本上改觀。”張敬婕強調，從最根本上來說，要避免就業歧視，國家還需要出臺相關政策法規，來約束以及補償用工單位。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認為，要消除性別歧視，監管部門應該對明目張膽的性別歧視依法予以嚴處，要求取消性別限制條件，同時追究用人單位的責任。另一方面，必須有廣泛的社會參與，應該發揮女性組織和社會公益機構的作用，積極幫助女性就業維權，營造出男女兩性相互尊重、平等發展的社會環境。
專家還表示，雖然目前《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就業促進法》等法律法規都將反對性別歧視的內容納入其中，但反對就業歧視的政策在現實層面的執行和監督情況均不理想。
鑒于此，受訪專家建議，應盡快制定《就業促進法實施細則》或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設立反就業歧視的專門機構，進一步健全促進平等就業的監督機制，加強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以保障就業公平，破解就業歧視困局。(因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