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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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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城市用電腦隨機派位,即“搖號”來應對公共資源分配難題
“號”,還得“搖”多久?
購私家車“搖號”、保障房分配搖號、入學資格搖號……近年來,一些城市用電腦隨機派位,即“搖號”政策來應對公共資源分配難題。對此社會各界一直存在爭議。這是現階段解決公共資源供需失衡的“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嗎?對于公共資源分配,“機會均等”和“結果均衡”哪個更重要?有沒有比“搖號”更好的辦法?
■公共資源供不應求
——“搖號”是現階段公共治理的“不得已而為之”
今年5月1日起,繼上海、北京、貴陽、廣州、天津之后,杭州成為第六個用汽車限購治堵的城市。《杭州市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暫行規定》明確:一個申請編碼只能選擇一種指標配置方式,搖號和競價不能同時進行。這就意味著,想買車的人每月可能都要面臨一次選擇:是參加搖號,還是競價?
“今后,‘搖號’會成為大城市治堵的常規做法嗎?”許多人心存疑問。
家住北京通州的許小姐參加購車搖號三年多仍然沒有中簽。她的親戚朋友中,有人并不十分迫切買車卻中了簽。還有人家里本來已經有一兩輛車,首次搖號就中簽。
“這么一比的確讓人很沮喪,不過咱也沒脾氣,誰讓大家都想開車上班呢?北京城就這么大地兒,要改善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地鐵不也一直在修嗎?”許小姐說,北京交管局2014年對搖號政策做了調整,像她這樣搖號時間超過三年的申請者,中簽率會比首次參加搖號的高出兩倍。“管理部門想把事做好,讓大家都滿意。所以‘搖’上了咱高興,‘搖’不上也別罵街。”
“‘搖號’產生的背景,一是公共資源的稀缺性,二是百姓對政府在公共治理過程中的公平公正、信息公開、操作透明,提出了更高要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近些年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特別是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脹的結果,讓住房、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不堪重負、供不應求。“比如小客車所使用的道路資源,是不可能被平均化分配的,只能滿足定量的、少部分人的需求。保障房建設一直在提速,前年新開工550萬套,去年600萬套,今年700萬套,可住在棚戶區、危舊房里的家庭,仍不可能一下子都遷入新居,只能一批批來。這種情況下,怎么決定誰先誰后?如果用傳統單位分配、領導畫圈的做法,難以屏蔽暗箱操作、權力尋租,而通過電腦隨機派位,則可有效排除人為干擾。”薛瀾認為,“搖號”,某種程度上是現階段管理部門應對公共資源分配難題的“不得已而為之”,政策初衷可以理解。
5月15日,是今年北京西城區小升初“推優派位”結果出爐的日子。9點以后,“e度教育”網站的論壇上,陸續有家長曬出結果。
“我的孩子在學校名列前茅,被電腦派位到區重點,有的孩子成績不如他,去了市重點。我感覺這跟買彩票似的,‘輪’到哪兒看運氣。”畢業生家長趙先生認為,“搖號”結果大體上公平,但沒能照顧到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具體情況。
“電腦只認數據,搖號的過程中,有可能忽視參與者的個體差異。在社會治理轉型的過程中,許多措施都處于摸索、完善中,大家應對此有一定的包容。”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
■兼顧機會均等與結果均衡
——公共資源分配要突出公眾利益最大化原則
有觀點認為,公共資源分配采用“搖號”政策,排除了人為干預,讓每個政策覆蓋對象擁有相同的“中簽率”,機會均等,很公平。
也有人認為,社會治理過程中,在很多方面需要打破原有的失衡格局,以不“均等”的手段,扶弱抑強,實現結果均衡,這種情況下就不適用“搖號”政策。
“不可一概而論。比如促進就業政策,我們強調機會均等,但各人資質、教育程度、工作投入不同,最后工作崗位、收入待遇的差異是可以理解的。”薛瀾認為,“均衡”不是最終狀態或分配過程的“絕對平等”,“比如上海的養老金水平比青海高,這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很難強求絕對公平;再如我們強調民生投入向弱勢群體傾斜,這是彌補歷史欠賬,也不是全國平均撒胡椒面。”
“目前一些搖號政策之所以受質疑,可能是因為過分強調機會均等,沒有注意到實際公共利益的損失。換言之,少部分人的‘中獎’其實是以更多人福利損失為代價的,”薛瀾說,2011年北京首輪購車搖號時,中簽率約為10%;2014年,約145萬人參與搖號次數未超過24次,他們的中簽率大約是0.8%;25萬人參與搖號36次的,中簽率僅為2.4%。“顯然,幸運兒越來越少了。大家覺得希望渺茫,所以對‘搖號’政策的普惠制產生懷疑。”
薛瀾認為,好的公共政策,應立足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通過牌照競價、提高停車費等方式提高私家車使用公共資源的成本,剔除買車需求并不十分迫切的申請者,同時把由此獲得的收入,轉為對公共交通建設的高投入,從而使廣大公眾從中受益。再如允許社會資源辦收費的私立學校,由此騰出來的公共資金,可以更多地用在貧困地區和困難家庭的學生身上。同時加大對弱校的投入力度,促進教育水平的相對均等。在此基礎上,再按社區劃片搖號,讓孩子們就近入學。“這樣的做法,把市場手段和政策手段有機結合,可以比較公平地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改進方法穩定預期
——用更科學的管理代替“搖號政策”
“俗話說‘有棗沒棗先打三桿子’,干嘛不排隊?”北京西城區的屈奶奶有兩套房,她和兒子各住一套,但兒子仍在排隊申請保障房。
汪玉凱認為,公共事務管理、公共資源分配不可過分倚重“搖號”。“參與資格寬泛,就意味著中簽率會很低,會讓更多老百姓‘見隊就排’。比如,現在北京有許多大爺大媽忙著學車考駕照并參加購車搖號,他們不是自己想開車,是幫年輕人忙活呢——家里多個人參加搖號,就多一分中簽的機會。這表明,‘搖號’政策會助推人們對公共資源提出需求,增加社會治理成本。”
“從表面上看,一些‘搖號’政策執行起來很高效,幾千人甚至幾十萬人的事情,電腦幾十分鐘就搞定。事實上,這對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健康的社會風氣,都有一定程度的損耗。”汪玉凱還指出,“搖號”發端于彩票業,它背后是“碰運氣”的心理,但現在被泛化到經濟社會很多領域。“特定時期管理部門可以借來一用,但長期、廣泛地運用到社會治理中,會對社會的價值導向、文化心態產生負面作用。助長人們占便宜和搭便車行為,不利于公民素質的提高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
有人指出,“搖號”是“懶政”。薛瀾認為這種說法有失偏頗。“多數情況下并非故意偷懶,而是力所不逮。”他認為,相關政策出臺前,應深入調查分析,明確政策對象、目標、手段。管理部門可以依托專業智庫和其它機構的支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和穩定性,讓老百姓看得見效果,有穩定的預期,能安心地等待而非盲目參與“搖號”,促進社會治理形成良性循環。
汪玉凱指出,讓老百姓免受“搖號”煎熬,一是盡量改善公共資源的供求關系,增加供給,這是根本;二是善用市場手段解決問題,促進供需有效匹配,盡量不“一刀切”;三是提高決策的公開性、透明度,讓公眾廣泛參與表達。與此同時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高管理部門公信力,“到那時,不是‘搖號’產生的名單百姓也認。”
北京市住建委負責人日前透露,未來保障房分配有望改變“排大隊”方式,按照備案家庭的困難程度、年齡差別等進行精細化排隊。
“給這種改進點個贊。”許小姐說,新政策出臺后,申請者會掂量一下自己的情況再考慮是否參加搖號,這讓最需要保障的家庭優先中簽,別人也不再瞎耽誤工夫浪費感情做“分母”。她期待,購車搖號政策也能改進,比如優先考慮住所附近沒有地鐵的家庭、沒有車的家庭、有高齡老人和嬰幼兒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