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應以政治和文化中心為主,科技創新和孵化中心為輔;天津應立足現代產業體系建設,逐步承擔北方經濟中心的職能;河北合理承擔其疏解出的城市功能,并做好與京津的產業對接。
京津冀區域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其是區域經濟發展三大增長極之一,是首都城市群所在地,是未來北方經濟發展的領頭羊,更在于其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經濟發展轉型與跨地區協作,有重要示范意義。鑒于京津冀區域跨行政區劃、跨經濟社會系統、跨資源環境問題的復雜性,京津冀非協同不能有效推動。
協同首在轉變首都功能
通過研究,我認為,京津冀的協同,首先是首都城市功能轉變與京津冀發展定位協同。我們將各國的首都城市發展模式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單功能首都城市,即首都城市重點建設成為功能單一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同時首都所在城市群內或鄰近城市群中往往存在著一個經濟中心,為當地提供經濟服務或作為國家的經濟中心城市,如華盛頓與紐約、渥太華與多倫多等。
第二類是多功能首都城市,即首都城市的發展以政治、經濟、文化多功能中心城市為目標,著力建設成為綜合型大都市,成為所在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東京、倫敦等。
北京在21世紀之前的發展軌跡,類似于多功能首都城市發展模式,即北京以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經濟中心為目標;進入21世紀后,由于人口、環境、城市規模等壓力,北京開始從多功能首都城市向單功能首都城市轉變,即不再承擔經濟中心的功能,而只是政治和文化中心。
這一轉變使京津冀城市群發展模式,表現為由多功能模式向單功能模式過渡,由單核模式向雙核模式過渡,由城市個體、無序發展向城市組團、協調發展過渡。這就需要京津冀首先明確各自的定位,才能真正避免過去的區域競爭和各自為戰。
具體而言,如北京作為首都城市的目標,應當是建立以政治和文化中心為主,科技創新和孵化中心為輔的首都城市;天津應立足現代產業體系的建設,逐步承擔起北方經濟中心的職能;京津在明確自身定位的基礎上,向周邊疏解部分城市功能、轉移部分產業;河北省作為京津的發展腹地,合理承擔其疏解出的城市功能,并做好與京津的產業對接。在這一過程中,京津冀的定位、職能及協同發展模式,必須進行頂層設計、合理劃分、重新磨合。
三方協同重在產業分工
三地協同,關鍵在發揮市場的作用。以長三角這個增長極為例,它發展迅速的原因就是各自的產業定位明確,上海以高端金融業為發展內核,昆山的電子產業發達,整個長三角地帶、依據上海這一核心城市,各自產業功能錯位,形成組團式發展。
經濟區域的發展既存在產業梯度和產業分工,也存在產業協作,這必須以各自的比較優勢、特色產業為基本前提。如果經濟區域內成員間支柱產業相近、產業結構雷同,相互間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礎,相互間的關系就只存在競爭而沒有合作。
因此,京津冀在產業結構調整中必須遵循產業發展和轉移的客觀規律,充分發揮本地優勢,進行合理的區域分工,突出自身特色與優勢,大力發展特色產業,合理定位,錯位發展,優勢互補,梯度協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經濟的協作與發展過程本應是市場跨地區配置資源、進行資源整合的過程,由市場力量引導京津冀的協作與發展。
但由于三方的行政區劃障礙與利益沖突,為了徹底打破僵局,應由中央政府出面,牽頭協調三方的發展定位、利益共享、協作機制等,三地政府也應充分發揮協調、導向、推動作用,制定切實可行的優惠政策,引導企業主動加強跨省市的協作。
同時,區域協作與生產要素的流動密不可分,而生產要素的流動以健全的市場體系為基礎,因此京津冀應重點加強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和企業產權市場等生產要素市場的一體化建設,以完善、健全的市場體系推動京津冀生產要素的跨地區流動,提高生產要素在地區間、產業間的配置效率。
比如,京津可充分利用自身在資金、技術、信息等方面的高平臺,加快向周圍的要素輻射,增強自身對周圍地區的影響力和擴散力,以推動產業順利轉移。
而河北應充分利用地域優勢,加快制定、實施靈活多樣的鼓勵性政策,大力引進本省稀缺的資金、技術、信息和管理經驗,利用京津先進、充裕的生產要素提升產業結構層次和水平,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全面優化與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