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開辦了首個“托老所”——老年人日間護理中心。只要符合相應條件,白天子女上班前可以將老人送來中心,傍晚下班后子女再來中心把老人接回家。有關人士表示,“托老所”的出現,使得社會對老人的服務更加完善細化。
兩年前,一位79歲的呂姓老母親將5個子女告上法庭,要求子女輪流到家探望和照護的報道引發了國人對于養老問題的大討論。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獨生子女集中的“80后”這個群體上。有人指出,隨著父母漸漸變老,80后將在不遠的未來遇到“養老坎”。
而引發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宣傳處鐘長征思考的還有專業養護人員缺乏的問題。“目前很多養老院只有極少的醫生,專業水平也不是很高,住在養老院的老人多少都有點身體疾患,非常需要專業的醫護人員。而且,我國養老服務志愿者體制的建設還需進一步完善,這一點,和西方發達國家有著明顯的差距。”
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使異地工作的年輕人照顧父母有心無力,“孝子”格外難當,而老齡化問題則使“護工荒”一觸即發。但是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家庭小型化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家庭養老模式中對老年人給予生活照顧與精神安慰的內容正在逐漸削弱。以目前的“421”家庭結構來說,一對夫婦要同時供養四位老人,萬一有兩位老人同時病倒,壓力會異常的大。建立一支專業的居家養老護理員隊伍,才是解決養老問題的關鍵。
城市中養老院、敬老院、福利院等一些養老服務機構的出現,雖然使一部分老人有了安居之所,晚年生活也重新獲得了快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獨生子女照顧老人的壓力,但是因為養老機構本身在養老配套設施以及管理、服務、精神文化生活的開展等方面還有不少的缺陷,加之養老服務在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城市與鄉村中還存在著明顯的差距,不少老年人依舊孤單無助。
據了解,從去年開始,北京市質監局和北京市民政局積極開展標準化專題研究,編制、頒布了《養老服務機構服務質量標準》、《養老服務機構院內感染控制標準》等近10項地方、國家和國際標準。“目前,我們正在積極推進北京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工作,這將會進一步促進養老機構的設施、管理、服務建設。” 北京市質監局標準化處宋國建說。
“上海市在全國養老工作也做得比較好,在養老護理上也探索得比較早。”鐘長征介紹說,據了解,為了不斷提高養老服務的質量,上海市民政局等相關機構對養老服務人員開展全方位的培訓,除了普及上崗培訓外,還積極鼓勵每個養老機構開展職業技能初、中級養老護理員的培訓,培養護理員骨干,提高護理質量。目前已有不少人通過考試,拿到養老護理員職業資格。
據調查顯示,目前我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超過了1億,占據我國人口約10%,另外約有1000萬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急需照顧。而據有關人士介紹,我國養護人員職業鑒定工作最近兩三年才開始,粗略統計顯示,目前在我國持證上崗的養護工只有不到3萬人。
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發達國家就陸續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目前,發達國家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達22%。在長期應對老齡化的實踐中,西方國家形成了三種主要養老模式,即:家庭養老——老年人居住在家庭中,主要由具有血緣關系的家庭成員對老人提供贍養服務;居家養老——老人居住在家中,由社會來提供養老服務;機構養老——由養老院、護理院、臨終關懷機構提供養老服務的養老形式。在我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首次發布的《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在養老服務方面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養老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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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965年制定《美國老人法》,從1970年代開始大量興建各種各樣老年住宅擴大了老人自主選擇養老居住方式的范圍,在大城市的郊外普遍新建有環境好規模大的老年社區,大多為私人投資并進行商業化運作,社區中包括各種專門為老年人服務的配套設施形成老年產業的發展基地。同時美國還有很多養老院或養老中心,每個州都制定了本州的法律來管理這些“老人之家”,主要為生病老人提供服務。而與我國生活方式比較接近的日本,則根據其福利政策以居家養老為重點,大力開發供幾代人居住的住房,加強社區服務,鼓勵親子家庭互助網絡的形成,政府在經濟上予以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