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發展形式”理論創始人霍利斯·錢納里，有一個著名論斷：在普遍認為不具備經濟發展必要條件的情況下，找到關鍵性阻礙并改變它，就能加速發展。并且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奇跡”走的正是這條道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從農村擴展的改革。偉大經濟學家馬歇爾有一句名言，“自然不會飛躍”，經濟奇跡背后的“中國模式”是否存在？獨特在哪里？近年來，影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諸因素中，關鍵性阻礙又是什么？該如何改變它？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實驗室”和“印度實驗室”創始人黃亞生和《財經》雜志特約學術編輯、《讀品》創始人李華芳主編的《真實的中國：中國模式與城市化變革的反思》一書，就是要在梳理“中國模式”的基礎上，研討如何改變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城市化”這一新的關鍵性阻礙。本書凝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這樣的美國學者，黃亞生、陳志武、文貫中這樣的華人學者，以及茅于軾、秋風、陸銘這樣的中國專業評論家，圍繞“中國模式與城市化”的議題，用60篇專題論文對“中國模式”、“城市化”、“戶籍、勞動力與土地”、“城市化的地方實踐”四大方面加以細致探討。
《真實的中國：中國模式與城市化變革的反思》一書的序言，是科斯在101歲時寫下的《過去30多年中國市場轉型只是起步》一文。科斯強調“市場社會不是終極狀態，而是一個開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過程”，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個體戶、經濟特區等“邊緣力量”將中國變成了市場經濟，因此“過去30多年，中國的市場轉型只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起步，遠不是其尾聲”。同時，科斯還嘗試回答了“錢學森之問”，那就是“中國缺乏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如果采取正確的方法，在事實中尋求真相，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書的學者們，對“中國模式”總體上是持謹慎態度的。黃亞生教授從考察“中國經濟奇跡的可靠事實”、類比“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巴西模式”、比較“助推中國經濟增長因素與推動世界其他地區經濟增長因素的區別”三個方面，說“中國模式”不獨特。摩根士丹利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也指出中國增長模式缺陷是“對國內私人消費的提振措施停留在口頭上”。秋風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只不過是“搭上了全球化的制度便車”，以“穩健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對外開放，保護產權” 三個方向的變革也只不過是“華盛頓共識”的中國版，中國需要謹防模式論陷阱，應沿著“私人產權的擴展，市場機制的建立，社會自治的發育，乃至于民主、法治理念和制度的樹立” 繼續努力。
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制度改革、人口結構的變化、國際關系的調整等，但眾學者幾乎一致認為，歸根結底，是要處理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一系列問題。其中，城市化或者城鎮化，是關鍵。就城市化而言，學者們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解決四個問題：一是應該繼續走大城市之路，還是所謂就地城鎮化？二是必須理清當下城市化的事實，三是應該破除障礙讓農民進城，四是要關注城市病問題。在解決的過程中，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城市化過程中農地用途變更以及拆遷補償，是三個繞不開的問題。
復旦大學陸銘教授認為目前中國絕大多數的城市規模還低于其最優水平，而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大城市也正在復活，因此，中國絕大多數城市應該擴張其規模，而不是小型化。美國三一學院文貫中教授認為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惡化了城鄉收入差距，中國應通過內生型城市化走分享、可持續的現代化之路。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主張通過發展特大鎮來吸納農民工。針對目前中國城市化中的諸多“城市病”，《財經》雜志的社論文章說要“揮別城鎮化數字繁榮”；傅蔚岡強調應“從土地城市化轉向人的城市化”；李華芳認為“城市化的下一步，應朝進一步鼓勵要素自由流動的方向走，要以市場為導向決定城市的規模，再輔以相匹配的公共服務”；秋風則主張用縣轄市來矯正可能的從“農民的終結”到“村落的終結”。
關于戶籍、勞動力與土地，《真實的中國：中國模式與城市化變革的反思》一書的作者們從“自由遷徙的經濟價值”談起，認為“低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值得堅守”，應“放開戶籍，以遷移自由促規模適度”，要“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要“調整歧視性公共服務”。中國社科院蔡教授認為應對“劉易斯拐點”和潛在增長放緩，應“推進深度城鎮化過程，贏得技術和教育賽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城市化與保障農業權益非兩難，對于土地制度改革，浙江大學蘇振華副教授認為“土地自由流轉，農民才能致富”；同濟大學胡景北教授認為“農業土地制度安排的改變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關鍵，而土地私有化可能是其中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則認為“農村土地制度應當在堅持土地用途管制和農地農用的前提下推進”。
最終的問題，必須回到城市化的成功實踐路徑上來。臺灣清華大學黃春興教授以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的發展為例，強調市場自發力量之下城市化的“偶然性”；浙江大學羅小朋教授以重慶為例，認為中國應圍繞如何處置進城農民的土地權利與身份權利的交易，設一種推動社會自治的協商機制，要給農民以選擇權；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興元以成都城鄉統籌綜合改革試驗為例，認為城鄉統籌過程中應體現自愿、同意和個人基本權利保護原則，實現人員、資本、貨物、服務與土地的“五大自由流通”；文貫中以“老浦西”和“新浦東”同一區域城市化的不同經驗，強調了城市密度的意義，認為在中國人多地少、農村人口龐大的國情下，應該堅持走市場主導型的城市化道路；李鐵則強調借鑒歐洲城鎮規劃和治理經驗，走可持續、綠色、低碳城鎮化道路，并描繪了中歐城鎮化合作“互利共贏”的圖景。
當局者不應該迷，旁觀者也未必清。中國實在太大太復雜，各種因素糾結在一起，厘清中國經濟過去和當下的真實情況，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準確把握未來中國真正的挑戰以及到底如何應對這種挑戰、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就是一件更難的事情了。因此，即使是最好的研究團隊，《真實的中國：中國模式與城市化變革的反思》也沒有在單一邏輯的理論模型下，得出一致性的理論描述。但無論如何，城市化都是中國經濟及社會未來健康發展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即使不同學者的深刻評論帶有偏頗甚至歧見，但對認真思考中國未來命運，仍有很多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