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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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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天氣范圍擴大，環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
我們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
——摘自政府工作報告
新聞目擊
蘇州“算大賬，算長遠賬”，率先建立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
不讓保護生態者吃虧
太湖治理有多難？
“你說，太湖的水草是多了好，還是少了好？”江蘇省蘇州市市長周乃翔代表反問記者。
水草多了，可吸收大量的氮和磷，但腐爛后，這些營養物質又釋放到水中，甚至暴發藍藻事件。“我們控制水草密度，要不停地進行打撈。”周乃翔解釋，這是第一個難處。
第二個難處是利益格局調整。陸舍村地處太湖生態保護區內，為保護太湖水質，不能發展工業，“如何保障這些生態‘守望者’的利益？”周乃翔說，蘇州探索建立跨區域、跨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切中太湖治理的要害。“村子每年都能拿到50萬元補助。”周乃翔說，村里建了專門賬戶，全部用在了河道清理和保潔人員的工資上。
第三難是如何破解“多龍治太”。周乃翔說：“要像管理城市道路保潔那樣，由一個部門牽頭來管理好太湖水環境。”吳中區探索建立起“一個部門說了算”的水環境綜合管理機制。
生態補償在蘇州實施3年多，投入超過30億元。劃算不劃算？
湖泊也和人一樣有生命，藍藻就是湖泊臉上的皺紋，是湖泊衰老的標志。周乃翔說，經過多年努力，多處水域形成了茂盛的沉水植物“水下森林”，水體透徹見底。另一個可喜變化是，隨著水質的改善，湖區鳥獸逐漸多了，吸引了大批的白天鵝前來越冬。“算大賬，算長遠賬，還是值得。”
守住生態安全底線
●王毅代表：從傳統的環境管理走向環境治理，健全全社會參與機制
●華煒代表：在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用市場之手引導綠色能源消費
●閻鋼軍代表：在政績考核中逐步提高資源環境因素的權重
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
霧霾圍城、環境污染，快速行駛的中國列車亮起環境“紅燈”。“我們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政府工作報告中這句堅定有力的表述，激起代表委員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共鳴。
“污染加劇與我國正處于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階段有關。”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毅代表認為，由于生產方式粗放，目前已形成以區域性大氣復合污染和流域性水環境污染為主的污染格局。而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未來還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以PM2.5和PM10治理為突破口，算是打到了大氣污染防治的‘七寸’。”王毅認為，重拳治污必須穩、準、狠，霧霾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治污龍頭”，扭住這個“龍頭”，不僅有利于解決百姓的“心肺之痛”，也有利于推進治污體制機制改革。
陜西煤業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華煒代表認為，治污既需要從技術層面著手，抓住產業結構、能源效率、尾氣排放和揚塵等關鍵環節，又需要創新體制，建立長效機制加以保障。
“這就要求我們從傳統的環境管理走向環境治理，不僅要以區域合作的方式應對區域性、流域性的污染，還要健全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的新機制。”王毅建議，首先從建立健全信息公開制度開始，告民以實情，信息公開透明，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尋找解決途徑；其次要平衡各方利益，凝聚共識，共同行動，不斷提高治理能力。
用市場之手落實減排
“治污必須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大變革。”華煒說，去年我國共進口煤炭3.27億噸，其中劣質煤占1/3左右，“這相當于花錢買污染。”此外，國內的劣質煤生產無限制，火電廠用煤無標準，讓大量劣質煤在生產、運輸、消費等環節流通，對環境造成極大壓力。
“我國還有數十萬臺落后的工業窯爐、民用取暖爐仍在使用，其燃盡率僅為60%左右，對煤炭的利用效率比燃盡率達到98%的煤粉鍋爐低得多。”華煒認為，治理污染、改善環境需要真正淘汰落后產能、落后設備，這些工作要抓準、抓實。
“報告提出今年能源消耗強度要降低3.9％以上，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量都要減少2％，這兩個節能減排的約束性指標，表明了政府治污的決心。”華煒認為，要加快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用市場機制引導綠色能源消費。
“要改變片面追求GDP速度的傾向，就要創新干部考核機制。”江西省林業廳廳長閻鋼軍代表建議，在考核領導政績時，要逐步提高資源環境因素的權重，這樣才能剎住片面追求GDP速度的慣性。
完善生態補償機制
呵護好我們的共同家園，守住生態安全底線，需要全社會積極行動起來。但一些代表認為，我國出臺的生態保護相關法律法規較少，致使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屢見不鮮。
閻鋼軍表示，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在認知、意識等精神層面固然重要，但最終還是要看行動，要靠法律法規，將保護生態環境固化為人們的自覺行為。“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法律法規還要細化、加以配套，才能真正起作用。”
“下一步要加快落實主體功能區制度，探索建立跨區域、跨流域的生態補償機制。”閻鋼軍表示，搞好頂層設計，制定科學規劃，嚴格按照限制性開發的規定去做，才能保護好生態環境。
“我國的生態補償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閻鋼軍舉例，目前國家對每畝公益林的補貼還不如一根毛竹的售價，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會挫傷農民造林護林的積極性。
閻鋼軍建議，應通過核算生態功能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等，綜合運用行政和市場手段，調整各方利益，加大生態補償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