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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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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失敗尤其令人痛心，因為自從伍茲(woods)受命在極其困難條件下設計泉水之城巴斯以來，還沒有任何如此熱衷于困難場地條件下的建設設計。朗方沒有簡單排除這些困難，而是試圖因地制宜巧為利用這些具體環境條件。于是他在規劃中提出，引臺伯河水流下國會山像小瀑布一樣自上而下分級流淌，這可真要與伯爾尼尼的一較高下了。朗方從重要公共建筑物定點選址入手，非常巧妙地確定了首都的幾個重要聯結中心點(civic cores)的位置，景觀觀賞點的位置，從而把最吸引人的景觀安排在最重要的環境里。甚至他關于市中心林蔭大道(The Mall)和賓夕法尼亞大道空間關系的設想，雖然后來告吹了，卻與萊舍彼黃金弓形規劃方案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是在完成了主要的公共建筑物的布局擺放之后，才著手規劃安排這些建筑物區間內的眾多街道和街區。聯邦政府的各種建筑物，連同一所不分教派舉行公眾儀式的教堂建筑，以及本地機構的用地，包括學校和學院等等，在朗方的規劃方案中，都作為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元素，一一予以適當安排。
顯然，一個明智的、有遠見的政府，是不會忽略這些別具匠心的建議，是不會將這些選址棄之不用的。相反，它應該買下這整塊178平方公里的哥倫比亞特區，然后再把土地使用要素(land essentials)，出租給——而不是出售給——開發商當作國家首都來經營。可見，如果不擁有公共權力來控制這塊土地，朗方少校的這些設想，甚至來不及等到敵軍的迎面對陣，就會敗下陣來。
即使如今看來，朗方的許多宏大構思，也僅只是局部地實現了，而且，是由于1901年麥克米倫委員會(McMman Commission)的遠見和努力。朗方的一些其他建議表明，一些規劃內容，如果僅圖好看，而缺乏實用功能支撐作為基礎，是不會有生命力的，其具體實例就是“現在的林蔭大道實際上是一條綠帶，發揮著防火隔離帶的作用，把本該密切一些的地區相互隔離，拉開了距離。首都城市開始建造時，這座城市還年幼，還沒有能力去履行成年城市擔當的職能；及至它成熟了，準備好了的時候，時代風尚又無可挽回地發生了改變，原有設想已無法實施補救。
即使是聯邦政府的各種建筑物，由于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分別處于宏偉軸線兩端，因而難以形成可觀的視覺效果。結果，只有穹頂的國會大廈，因其堂皇外觀和龐大體量，能以克服朗方如此熱衷的長距離規劃的缺點，高高聳立于軸線一端，很遠就可以看見。朗方為了虔誠地體現美國憲法中三權分立這個理念，使用了賓夕法尼亞大街為軸線，特意把權力結構中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個部門安排在該軸線的三個顯著地點上。可惜，在這一點上他做得太過分了。所以，即使是從一開頭賓夕法尼亞大街上安排了一系列整齊一致的聯邦政府辦公樓，就像后來1930年至 1937年間在此建造了十幾棟聯邦政府的辦公樓，形成聯邦三角區，而整個這一地區仍然顯得過于沉悶。
至于中央部位的林蔭大道，朗方認為，其兩旁是外國使節住宅的理想地段，但是他把林蔭大道規劃得太寬了，成為一條長長的綠化帶，大道兩旁的住宅也被樹木遮擋了視線。實際上這里大約是華盛頓全市唯一適合安排10至15層住宅樓的地段，那樣的話就可以彌補空間上的空曠荒涼，并完善華盛頓的其他部分，使之更加符合人文尺度。
在其黃金時代，巴洛克規劃的力度，體現在城市的平面規劃、城市三維結構規劃——或至少是與建筑物的立面——同時進行的。在卡爾斯魯厄，在凡爾賽和圣彼得堡，規劃和建筑施工都是同時進行的。
但是到了朗方的時代，情況就不一樣了，紙上的規劃對于內容沒有一點影響，決定規劃存亡的力量不在規劃師手中，也不在委托他制訂規劃的人手中。新生的美國政府，經濟拮據，猶豫不決，放任自流，完全將自己交托給自由競爭的新哲學，結果讓該規劃中所包含的崇高政治理想大部胎死腹中。
后來華盛頓發生的情況，就自不待言了。朗方的大膽設想被粗暴剿殺了，而且，仿佛這還不夠，隨即，亂七八糟的建筑物，東一處，西一處，非常零亂地建造起來，阻擋了視線，破壞了景觀效果。即使直至今天，就在國會大廈周圍，一些散亂建筑物，如同“城市濕疹”一樣，隨意連接成片，這些東西如果當局真的無法拆除，即使是巴洛克建筑師來處理這個問題，也會采用一堵高墻來暫且遮擋。顯然，后來的規劃本身已經無力產生出朗方原來夢想的城市：排列整齊的房屋，石灰石的白色立面閃閃發光，整齊劃一的長長檐線……1842年，當英國著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訪問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時候，對于他所看到的城市，他說，“……大街很寬闊，但是看不出這些大街何去何從，街道有1英里長，但是只是沒有房屋，也沒有配套道路，沒有行人和居民；公眾建筑物內卻沒有公眾，所以說不上是完整的建筑物；通衢大道之上滿是裝飾物，這些裝飾物卻缺乏通衢大道本身應有的景象來名副其實。”
朗方在設想整座城市時，在設想它完工以后的面貌時，是非常大膽，敢于想象的。就巴洛克的設想、目的、效果而言，朗方把這座城市規劃得極為高超，就仿佛大衛的油畫作品，整座城市琳瑯滿目，充滿共和思想的象征物。但是，他忘記了他所領受的任務還有一些嚴格限制。他也忽略了一個事實，這就是它本身不可能建成他所規劃和熱愛的城市，不僅如此，即使是那些同時代的政治領袖們，也缺乏足夠的權威來完滿實施這一項目，雖然這會令他們無比懷念古希臘傳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筆下那些優秀古代英雄人物們。再者，美國這個新建的國家，也至少需要半個世紀的成長過程，逐步統一、繁榮之后，才能著手逐步實施這個宏偉規劃，把它建設得初具規模；另一方面看，由于他這個規劃過于完美，如此宏偉壯麗又覆蓋得如此全面，以至于完全沒有可能來設想另一途徑，從有限范圍內人手開始建造一些小規模的建設項目。
實際上，朗方忘記了，巴洛克關于世界的概念有個致命障礙，這就是時間。巴洛克機械性的思維框架，不容許事物生長發育，不容許變化發展，不容許適應和改造，更不容許創新和更替。這樣一種發號施令的運作方式，一經實施就將永遠奏效，但僅僅限于它自己生存的時代范圍以內。假如朗方當初尊重、遵守這些狹隘限制，他或許至少可以在聯邦政府主要辦公建筑物的定位這樣的問題上獲得成功，就像杰斐遜當年首先在弗吉尼亞大學校園里那樣獲得成功一樣。可惜，由于他想把樣樣事情都做得完滿無缺，結果，就連可能成功的很小一塊也喪失掉了。
只有兩件事情，讓朗方的規劃沒有完全落空：一件事是亞歷山大·羅比·舍珀德(A1exander Robey Shepherd)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后對于公共社會管理所作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這位執政官被尊為舍珀德老板，與建設巴黎的奧斯曼幾乎屬于同一時代，而且具有實施巴洛克規劃所需要的獨斷專行權威。幸好，舍珀德也頗具有想象力，能夠理解和實施朗方所規定的街道寬度，以及種植樹木等等規劃要求。這些樹木讓城市的平面規劃具有了第三維度上的穩定立體感，它們構成了一道自然生態的綠色涼廊，幾乎一年四季常青不凋，遮蓋了華盛頓的許多丑陋建筑物，大大改善了都市景觀，同時又不減損一些最美麗、最宏偉的建筑的美學效果。但是，在一些缺乏樹木遮擋的大道上，放眼一望，仍然滿目凌亂不堪。
另一件挽救了朗方規劃的事情，就得說是后來出現的大量車輛交通，這些車輛為朗方的寬闊街道提供了足夠理由，當然這是汽車時代到來之后的事情了。雖然這個事情絲毫都不能增加這一規劃的美感效果。現在，機動車趕上了當初規劃的目標，成群地擁擠在城市主干道上停滯不動，如停車場一般的車輛，組成了一道銅墻鐵壁，遮擋了青草綠樹；這時候的首都華盛頓，就像個試驗站一樣提出了個問題來進行測試：一座全心全意滿足車輛要求而規劃的城市，還能夠履行城市的其他職能和目的嗎?
測試結果，華盛頓已經給出了明確答案；而且將越來越清楚明確，隨著開通更多的快速路，必將嚴重破壞城市景色，還阻擋了一切途徑讓城市無法通向更加美好的前景。這些事情證明了，當交通被當作了城市的主要功能，將其放置在高于其他一切功能的位置上時，那么，連交通道路自己的本來功能，比如促進社會交往，實現朋友的聚會等等，也將無法實現。私人汽車可以在城內各處行走，隨意停車，這種擅自規定的權利，無異于為破壞城市良好運行大開綠燈。朗方的規劃由于導致了大量交通，目前正自食惡果。
但是請注意：華盛頓優美的居住區不是安排在寬闊宏偉的大道兩旁，那里噪聲喧嚷，充滿有毒氣體。所以，最優美的居住區安排在了喬治城(Georgetown)，那里街道狹窄，布局緊湊，規模不大，但卻足以安排下19世紀的工匠、商人、技術工人的居住場所。這個地方在過去二三十年內，已經改造成為上層人士的居住區了。如今在這個地帶，人們仍然可以見到一些優雅而舒適，適于家居的人文尺度，而不是巨大寬闊的巴洛克尺度。
然而，雖然如此，華盛頓畢竟仍然要算是巴洛克規劃的典型樣本。假如當初華盛頓的建設能夠20年內一氣呵成，完全建滿一排排整齊一律的建筑物，而且都住上了人，那么，這個城市或許能成為都市規劃師才藝智慧所創造的一個奇跡，成為巴洛克時代的訣別之作。但是若做不到這一點，那么它的寬闊，它的豪華，就只能帶來混亂；因為，在當時的華盛頓，即缺乏專制權力，又沒有共和主義的訓練和紀律，更沒有社會公眾對于公共事業的熱心支持，所以，錯誤不在于朗方一人，更在于負責貫徹執行朗方規劃方案的那些人們：首先則是華盛頓總統本人，這位總統尊重當地的大財主、大地主，丹尼爾·卡羅爾(Daniel Carroll)的地位和財富，超過了尊重朗方的規劃方案。
朗方堅持執行規劃必須拆除當地大地主的某處產業，而被辭退了。朗方的被辭退是一個信號，它表明：真正控制、支配首都發展的，不是政府，而是城市土地擁有者和商業投機者。這一點，朗方是有認識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首都城市不像其他城市，它的發育營養不能依靠交易中心，而要依靠大量公共建筑物。”而商人和投機者的足跡和行徑，卻無情地踐踏了朗方規劃思想中一切最優良的特色，僅僅留下了慘白無力的輪廓線。如今，評價朗方，我感覺，除了他未能掌控當時實際社會勢力，致使自己的規劃遭遇了滅頂之災，除此以外，我還找不到任何一個城市規劃師，能夠像他那樣如此出色地把握好地形、交通、紀念碑、公共建筑物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我一個也找不到，即使包括奧斯曼團隊在內。當時唯一缺少的，就是一個足夠負責任的政治控制手段，去取代當時實際存在的那個非常自負的而極不負責任的專制主義。可話說回來，那個任務可就是城市規劃范圍內的事情了。
就此而言，偉大的首都華盛頓的規劃遭受玷污，這件事情有個象征意義，象征了巴洛克全盤構想的最終命運，如它自身曾影響過城市人類生活一樣。在一個動蕩多變的時代，巴洛克思想堅持外部形式的整齊一律，這至少會把一種共同標準強加給這個速變的時代，還會提醒上層階級居民他們實際上是與公共社會生活有一種互為依存的關系。在歐洲，一系列的建筑法規已經規定了建筑施工標準，限制建筑物高度、各種最低的施工標準，這就限制了通過降低標準來進行競爭。在英國(而美國尤甚)，19世紀的領導人視這些標準為討厭。因而英國在1774年通過的比較明智的建筑法案竟然被稱為“黑色法案”（Black Act)，其實是把這個詞匯當作官僚壓制和單調死板的同義語。商業和工業領域的新領袖們，他們自己在掙脫了巴洛克時尚的束縛之后，又在自由的名義下，開始倡導投機冒險和不要計劃的競爭。結果，當19世紀西方世界城鎮化大潮開始到來之時，很快出現一派離奇景象：資本主義企業冒險事業制造的風暴中，大地景觀上出現的，是一堆堆的城市碎屑和飄浮物……城市本身卻相繼被淹沒，消失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