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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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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總規劃師楊保軍在日前舉行的“低碳論壇—中國新型城鎮化之路”論壇上發言認為中國的城鎮化與美國“歷史文化稀薄決定其家園故土情結淡、城市化率可以很高”等具體國情沒有可比性，在村莊日復一日消失的中國當下，他認為必須重新認識鄉村對于中國城鎮化的意義。
不要一談城鎮化就只想到工業
“當現在城市化水平越過50%的時候，鄉村價值我們必須要重新認識了”，楊保軍認為，鄉村越來越少，所蘊含的生態價值、尋根價值、社會價值很高，他認為重新認識鄉村的價值對中國未來城鎮化意義重大。
楊保軍認為美國城鎮化模式與中國沒有可比性，“美國是一個新大陸移民國家，一幫歐洲人進去了，把土著趕到一邊去，地多，規模化就搞得很好，所以不需要全部種地，剩下的人就可以去城市了，這個很符合美國的條件。而中國幾千年世世代代是有原住民的，文明、風俗都在里面”，“農耕文明創造了世界幾千年文明的輝煌，我們要發展鄉村的價值”，他認為中國不可能像美國一樣把人趕到城市去就能發展。
談到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關系轉變時，楊保軍說，工業文明講求效率、標準化、規模化，見不得復雜、零亂、多樣，“要完全一樣，所以城市就求大，求大就是規模效應，要求新，就是要求增長速度”。
楊保軍認為，不要一談城鎮化就只想到工業，有多種途徑可以促進城鎮化發展。他認為中國將來的城市不是一味求大，而應該大、中、小協調、協作，而且要統籌城鄉一體，要推進生態城區的建設，體現節約資源、環境友好，要打造和保護好更多的特色資源，建美麗鄉村特色城鎮。
土地開發不能被城市政府壟斷
“我們過去走的是犧牲農村的未來和前景成就了城市輝煌(的道路)”，楊保軍認為，改革開放30年以來走的是一條城市主導下的資本城鎮化道路，“它更多的是一種資本城鎮化，而不是人的城鎮化”。
楊保軍認為，單個人的城鎮化快于家庭的城鎮化是造成社會不健康、社會矛盾越積越多的原因，“家庭和個人有很大的區別，(中國)舉家能夠在城市安身的比例很低，1.6億當中只有3000萬人左右”。
制度設計常被稱為是城鎮化改革關鍵。在楊保軍看來，之所以出現農村窮、城市富的原因，除了有經濟學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設計，“因為把土地的開發權壟斷在城市政府手里的。盡管集體有土地，可是政府把它征過來開發，這是一種壟斷”，他認為，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進行改革，農村要想富、要想跟上城市發展的步伐相當艱難。
楊保軍認為應該尊重農民的利益，不應該走原來征地拆遷、城市發展的道路，而應協作開發，可以讓農民自己蓋房子，從中獲得收益，而政府則通過征稅的方式進行公共服務，“當然這需要謹慎試點，也需要創新，我認為珠三角可以先行”，他說。
城鎮化質量評估要納入考量
“審視城鎮化需要簡單的指標，城鎮化率用得較多，但要慎重用”，楊保軍認為，城鎮化率可以看出考量城鎮化的速度，用于考量全國的效果是有道理的，但對一個地區或一個城市而言，“基本上失去意義”。
楊保軍舉例，浙江嘉興的城鎮化率約為51%，很難再提高，但是嘉興的鄉村發展非常好，小學等公共服務完善，所以居民再也不愿意進城。相反，安徽蕪湖的城鎮化率要高，增速也快，但地方經濟總量、人均收入都比嘉興低，事實上，蕪湖的城鎮化質量并不比嘉興要好。楊保軍認為，審視城鎮化水平不能簡單地追求指標，關鍵是要看環境保護、資源高效利用的情況。
除了城鎮化率，評價城鎮化質量的指標應該有哪些？楊保軍認為，綜合考量區域的高等教育、科研、醫療、居住、文化等公共服務與社會發展的指標，還要考量資源投入與產出的比例，才能真實反映城鎮化質量。“環境是在惡化還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是不是在逐漸提高，還有社會服務、公共服務是否在不斷完善，這些都可以衡量”。
楊保軍說，現在國內有少數地方已啟用這套指標，珠三角還沒開始，但正在往這一方向轉變。“如果兼顧速度和質量來評價城鎮化水平，政府唯GDP論的情況應該會大有改善”。早在2003年，楊保軍已針對城鎮化質量設計了一套評估標準，包括經濟發展、環保、單位能源消耗情況等四部分，其中經濟發展占60%，其余部分占40%。“當時想在全國推下去，但推不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