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清光緒年間的安氏大院,周邊有上千年的安氏古墓園、300多歲的古樹相伴,是附近安氏宗親的圣地。如今,因“合村并城”,它被“限期拆除”。為此,原新鄭市龍王鄉廟后安村的安氏后人們寢食難安。(《大河報》1月3日)
這邊是拆遷人員的振振有辭:“老建筑剛好在村中央,要是附近都拆了,留幾處老宅子也不好看不是?”,那邊是記者的觀察:“廟后安村村口、一字排開的3座高大門樓更顯壯觀。這3座門樓最吸引人的,是保存完整的磚雕:鏤空的麒麟、飛舞的鳳凰騰云駕霧,惟妙惟肖,各種吉祥花飾、福壽字刻,工藝精美。”在拆遷者看來,這不是“文物”是“老建筑”,更“不好看”,而在民眾看來,這不僅僅是“老建筑”,更是文物,是文化,并且“壯觀”和“工藝精美”,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是否好看的問題。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性認識呢?
更為吊詭的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干渠也為“百年老宅”繞開,不知道現在是什么比南水北調更重要的工程,讓“百年老宅”消失呢?誰能經得起這樣的考問呢?此前,南水北調東線山東段工程涉大量古代文化遺存,山東省高度重視施工過程中的文物保護工作,采取“避讓”、搶救性發掘等辦法——避讓了20多處文物點,發現和保護了大量珍貴文物、遺跡。相比之下,“不好看”的說辭實在讓文明蒙羞。南水北調工程為“百年老宅”繞道,真的只能做為一種奇跡而存在嗎?
數字顯示,近30年來全國消失的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毀于各類建設活動。一個明顯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在“大干快上”壓倒一切的城市建設面前,文物保護常常處于有心無力的境地,一邊對斥巨資新建豪華博物館、氣派音樂廳、現代化歌劇院等津津樂道,一邊對不斷毀掉的文物熟視無睹,“讓道”城市建設。對此,公眾是憂心重重但卻無可奈何。從江蘇鎮江入圍2009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的宋元糧倉遺址,到安徽泗縣近千年的釋迦古寺,文物古跡正頻頻成為一些地方追求商業利益的犧牲品,無不是明證和說明。正因為如此,“河南百年老宅遭當地政府征遷 南水北調曾為其繞道”的醒目對比,讓社會尷尬和無奈。
根據有關法規,當經濟建設與文物保護出現沖突時,應該是經濟為文物保護讓路,但現實恰恰相反,甚至出現惡意破壞古文物的行為。從近年來文物古跡和城市建設之間的較量越發激烈的情況看,主導某些地方官員行為邏輯的思維只有一個實用主義:歷史文化古跡能變現成多少現成的利益,文化古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為攫取金錢的籌碼和政績。正因為如此,“不好看”成為拆遷文物的擋箭牌時,同樣驗證著時代的淺薄與貧瘠。
文物是人類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縮影,其產生與發展受到社會,自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就筆者的看法,“河南百年老宅遭當地政府征遷”是對歷史文物缺少敬畏感,并且常常用金錢目標來衡量物品價值大小的結果,是利益邏輯、政績思維深入滲透到文物保護事業的結果。應指出的是,文物保護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命題,更是一個社會命題。惟有拋棄實用主義思維,站在文化和文明傳承的立場上來看到文物,才有可能出現公眾更期待的大工程為文物繞道而不是在所謂開發和工程名義下肆意破壞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