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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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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將要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時候，全球似乎都松了一口氣：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到金融危機、再到全球經濟危機終于觸底。西方的自信有點太早。果不其然，美國的金融危機尚在余波蕩漾，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又迅猛爆發。
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其實在全球經濟危機一開始就已出現。這就是冰島的幾近破產，而且拖累英國、荷蘭等國。但畢竟冰島太小，影響有限，而且還不是歐盟成員。更何況當時美國的危機正愈演愈烈，并未引起世人多大關注。但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卻一下驚醒甚至是震撼了整個西方。世界第二大貨幣歐元對美元匯率大幅下跌，直至1：1.3的心理線以下。整個歐洲股市更是創一年內的最大跌幅。“歐元死亡論”（德國《圖片報》的調查顯示，77%的歐洲人表示對歐元不信任，“認為歐元沒有未來”。《世界報》網上調查稱，有84%的德國人希望回到馬克時代。）、“歐盟解體論”甚囂塵上。從大的視角來看，從幾年前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到今天的主權債務危機，其實質一脈相承，根源都在“經濟自由化加政治民主化”這一“華盛頓共識”上。
目前國際公認，所有的這些危機都和政府監管不力有關。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國會作證時，承認早就發現了次貸問題，但他振振有詞地反問：我能夠讓銀行破產？能夠讓窮人失掉自己的房屋嗎？而希臘更是驚人：其問題被政府長期刻意隱瞞，直到紙里抱不住火，新上臺的執政黨才公開真相，立即導致歐盟人仰馬翻，一片混亂。
為了避免骨牌效應，盡管是百般不愿，歐盟在德國和法國的主導下，經過漫長的討價還價，決定援助希臘1000億歐元。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希臘百姓并不領情，強烈反對歐盟附加條件的解決方案，全國一半勞動人口罷工，并引發騷亂、警民對抗等暴力事件，一家銀行被焚，8人死亡。不過這并非單單希臘百姓如此，就是此前幾近破產的冰島，盡管國會通過議案歸還欠款，但總統拒絕簽署，甚至舉行公投時，也被百姓一舉否決。
實際上，希臘只是一個導火線，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在步它的后塵。事實上不僅它們，歐盟的發動機法國和德國也一樣負債累累。法國的財政赤字高達8%，遠遠高于歐盟3%的上限。公共債務升至1.5萬億，占GDP的比例高達78%，也大大超過歐盟60%的底線。現在的法國平均每五個青年人（到30歲），就有一人不得不與父母住在一起。就是仍然勉強維持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公債占GDP的比重已超過200%。德國和美國也都高于歐盟60%的界線。所以，希臘危機究竟有多么嚴重的后果？這從西方的最終應對措施可見一斑。歐盟在美國的支持下（G7先達成共識），推出了高達7500億歐元相當于1萬億美元的救助機制。4400億歐元由歐元區國家以政府間協議的形式提供,600億歐元將由歐盟委員會從金融市場上籌集,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提供2500億歐元。然而，對于歐盟這種“把整個老本都押上”的做法，也引起了強烈的質疑：以債還債能解決問題嗎？
經濟自由化——作為華盛頓模式的核心之一——導致危機，這個結論現在已經無人反對。但對政治民主化的質疑卻仍然不多。我們只要想一想這些債務是怎樣產生的，就會明白。以法國為例，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赤字是債務最主要的構成。而這些都是剛性的社會福利，只能增加，不能減少；只能建立，不能取消。誰敢向此開刀，選民要么通過街頭政治，要么通過選票，將執政黨趕下臺。就是政府發現了危機，只要不爆發，也不敢處理。格林斯潘的證言就說明了這一點。政治人物一切為了選票，選民一切為了福利（甚至公投反對還債，上街反對歐盟附加緊縮條件的援助），而這兩點就通過政治民主化結合在一起。如果說上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只是經濟危機的話，這一次就是西方面臨的政治制度危機了。
面對全球一片亂局，世人還有一問：中國為何能一枝獨秀？如果用西方通行的標準來衡量，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遠遠低于3%，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更是區區18%！中國不但沒有發生經濟危機，反而成為拉動全球復蘇的火車頭和生力軍。
不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借鑒了許多西方的成功經驗，包括一度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一些理論。但一個理論要想在第三國成功，必須經歷真正的本土化。而中國最大的傳統就是幾千年來政府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社會。在這個傳統之下，資本可以自由，甚至瘋狂，但卻是在政府有效控制之下。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是一個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起作用的市場。盡管這種模式也有弊端，如行政干預過多，透明度差，但相對于西方的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來講，其成本完全不可等計。
中國的另一個政治、社會傳統是“家國一體”。執政集團與百姓并非二元對立的階層，而是共生一體。執政集團不必擔心四年或八年之后被取代，制訂的都是長遠的政策，包括福利的建立也是如此，而不必為選票討好選民，為騙取選票而獅子大開口、任意許諾。當然，中國特色的福利制度（2010年醫療保險將承擔60%的費用，覆蓋4億多人，接近歐盟和美國的總和。法國現在不過承擔70%）不僅僅吸取了西方的教訓，還有自己的教訓。計劃經濟時期采取的國家包下一切的政策：住房免費、上學免費、醫療免費、終身就業等，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浪費，另一方面降低了效率。當然由于中國的政治傳統不同，不適合的政策可以進行修改而不是像西方一樣，發現了問題也無計可施、無計敢施。
西方的這次危機，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當危機來臨時，冰島可以賴賬、希臘可以被援助，美國可以憑借美元全球地位以及對全球的綁架來應對，而中國一旦發生這樣的危機，則誰都無法效仿、無計可出。惟一的出路是避免危機，等到達到美國今天的地位，或許才可以少許放松。國家危機意識將伴隨中國整個崛起過程中。
對中國模式的成功，西方在不得不承認的同時也感到了刻骨的威脅。這一點在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得到了完整的體現。他這樣聲稱：如果你同中國的領導人交談，他們會立刻認同，如果超過10億的中國居民現在過著和澳大利亞人與美國人同樣的生活模式，那么我們都將陷入非常悲慘的狀況，這個地球無法承受，所以，中國的領導人清楚，他們不得不下決心創建一種可持續的新模式，使得他們在追求他們想要的經濟增長的同時，處理所出現的環境污染的后果。所以我想他們會從知性上理解。
奧巴馬的發言很策略，他以對中國領導人的推測和假設，來表達自己的真實看法（事實上中國領導人怎么可能會認同呢？）。在這里，他的目的不是在否定美國人的生活模式，而是否定中國也像美國人一樣，希望中國改變發展模式。但核心在于，現在出大問題的是美國模式而不是中國模式。需要改正的是西方模式而不是中國，為什么美國不帶頭創建一種可持續的新模式？西方崛起主導世界500年了，為什么到現在還創建不出一種可持續的新模式？不僅如此，為什么還要把自己的模式當作普世價值全球推銷？甚至武力推銷？這不是和奧巴馬對中國的“建議”南轅北轍嗎？
奧巴馬這一次講出了一個事實：中國可以有西方的制度，但不能享有如美國般的生活水平。可是，他應該知道，全球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以美國為榜樣，就是期待能過上美國那樣標準的生活。他這個宣言豈不等于打消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向往？
當然，我們也要明白，奧巴馬是在全球經濟危機未消、主權債務危機再起的背景下做出這樣的公開聲明，顯然有嫁禍于人、轉移視線的目的。然而事實卻是，正是由于西方的這一套，才令全球陷入危機和動蕩。
中國的模式雖然時間不長，但卻成功地避過了墨西哥經濟危機、拉美經濟危機、東南亞經濟危機以及今天的全球經濟危機，成為當今世界最為健康、最有活力的經濟體。雖然這個模式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發展和成熟，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誰優誰劣不是一目了然嗎？
(作者宋魯鄭為旅法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