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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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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制土炮轟拆遷隊續:留遺書讓兒子繼續維權
時間:2010-06-09 15:01:16  來源:新京報   作者:張寒 
村民自制土炮轟拆遷隊續:留遺書讓兒子繼續維權
6月8日,楊友德稱自己只想要按政策該得的補償。吳江 攝

村民自制土炮轟拆遷隊續:留遺書讓兒子繼續維權
6月8日,楊友德爬上自己的“炮樓”,演示自制土炮使用方法。吳江 攝

在楊友德家周圍,四處都貼滿了標語,內容全部和維權有關。

56歲的楊友德,喜歡把維權叫戰斗,或者說“打仗”。他說“打仗要有戰爭策略”。

在他的家里,擺著物權法和一本厚厚的法律政策全書。很多條款,他能全文背下來。

為了留下證據,他和村里負責人的談判,他都會記下要點。而他說,他最核心的證據是“法律政策”。

他喜歡用維權、話語權、平臺,這樣的詞語。

他會說維權比生命還重要。當他的妻子說,害怕報復時,他吼了她一句,“什么時候了,還考慮這個”。

他說他妻子動不動就哭,就擔心。5月25日,用土炮“開始打”施工隊之前,妻子渾身發抖。他說不要怕。他的親戚們都作為他的幫手,負責打110求助。他說到現在只有他一個人拿煙花打過仗,他不想連累親戚。

他已經能很精確地使用禮炮,100米怎么打,80米怎么打。包括不同的禮炮會有怎樣不同的射程。他說這些都是練出來的。

當他站在吊樓上,演示他如何對付來施工的隊伍時,他說,有時候站在那上面,他也發抖。他不知道接下來的是什么。

是自己被拉下來,是傷了別人坐牢,還是房子和土地都被推平———在后果出現之前,他說“我只能拼了”。

我不要消極抵抗

新京報:什么時候決定造這個土炮來保護房屋?

楊友德:2009年12月份,他們通知我說要強拆我的房屋和土地,我才想到了這個辦法。

新京報:為什么會采用這樣的辦法?

楊友德:對于強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極的抵抗辦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澆汽油,把家人燒死。我不愿這么干。我覺得這是不相信共產黨的表現。我和他們不一樣,我不想傷害自己。

而且我相信是下層瞎搞,上層是光明的。所以我不會燒死自己。

新京報:你覺得他們是消極抵抗,你呢?

楊友德:我覺得他們是不負責任的,受害的是家人。我聽了他們的經歷之后,很難受。我不是消極的,我曾經想到過死。但是我死,必然是他殺,我不會殺我自己。

外面強拆死亡的人,都是被拆遷人。輪到我身臨其境的時候,我也在想這個問題。第一我不想死。不想死,又不想放棄自己的合法權益。這個辦法是逼出來的。

新京報:怎么會想到用禮炮?

楊友德:我們這個家庭兄弟六個,沒有進公安局的犯罪記錄,我們是守法的公民。有些事情太違法的,不敢干。煙花,我估計還打不死人。

我們既要守法,又要保護自己,就要會想辦法,看到利害關系。這個火炮不指望保護,只是推遲的作用。起碼有了煙花,他們不敢和我爭,我是在爭取時間打110。

新京報:想這個花了多長時間?

楊友德:就幾天時間就想出來了。雖然我是個農民,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辦法。禮炮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東西。有情的時候是為了歡迎,有氣的時候是用來對付。

他們強大,我們弱小

新京報:你覺得這個辦法管用嗎?

楊友德:對這種拆遷,我希望用這個來阻止。雖然我把握不大,但這個指導思想比肢體接觸好,肢體接觸相當于送死。我也想過,如果我阻止不了,我也許就被打死了。為了這個我還寫過遺書。

新京報:遺書的內容是什么?

楊友德:我的遺書是寫給我兒子的。我告訴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體。還是要依法維權,拿回我們應得的錢。

新京報:寫遺書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楊友德:我是為了防止萬一。人到了50多歲,也看了很多事情,想好也要想壞。遺書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新京報:你說讓他依法維權,你覺得自己現在是在依法維權嗎?

楊友德:我這種方法,講起來和國家的治安管理條例不符合。但我沒有辦法,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方法。

新京報:為什么說是非常時期?

楊友德:一個是他們強大,他們主動。我們弱小,我們被動。

如果說他們一個月攻打一次,我們一個月都會提心吊膽,不能睡覺,不能生產。這種折磨,只有經過抗日戰爭的人才曉得那種恐怖。我們就生活在恐怖當中。

新京報:你有沒有想過,如果稍有不慎,會死人,這樣就犯法了?

楊友德:對。我想過。我想了如果犯法了,我就受法律制裁。我在受審判的時候,我仍然會揭露他們辦事不公。到時候我起碼有說話的機會,比自殺強。

只想阻止他們

新京報:那個吊樓有多高?

楊友德:本來是三米,后來我為了對付他們,增加了五米,有八米高。

新京報:那么高是為了了望嗎?

楊友德:不僅僅是為了了望。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輕易把我從高空打下來。我在高空有磚頭,有石灰,也有煙花禮炮,居高臨下,可以抵抗。

新京報:有幾箱煙花?

楊友德:兩箱,48響。在房子里我還準備了一箱。如果我被控制住,我的親兄弟來了可以拿起來和他們打。

新京報:打炮時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楊友德:瞄準他們,調整禮花彈的高度和角度。那個時候腦子里是空白的,就想著打炮。我好歹是個初中生,50多歲的人了,我始終記不起我發了多少炮。

新京報:打炮之前會有什么準備嗎?

楊友德:我有一個喊話器。我打之前會喊,我正在向你們開炮,希望你們不要再進攻。我說這些,是希望傷亡能減低到最小。

如果他們停止,我絕對不放炮。即使放炮,我也不沖著人。情況太危急,我為了鎮住他們,一進入火力范圍我就開始打。但是都是打到高處,或者打到人群的后面爆炸。

我不想傷人。我用禮炮,一個是希望他們停止,另外也是希望110快來。

真正打的時候不害怕

新京報:5月25日那次沖突,持續了多長時間?

楊友德:從下午三點到五點。直到他們最后一個人都撤走了,我才下來。事后我很高興,我既沒有傷到人,土地和房子也保住了。

新京報:這是唯一一次用吊樓打炮嗎?

楊友德:是的。2月6日那次,雖然也用了禮炮,但是用手推車,而且不是一個炮一個炮單放,是一起放,一會就打光了。結果被他們抓到了。

所以第二次我就研究了策略,炮要分開打,人要在高處。一個戰斗,什么細節都要考慮。

說實在的,我能成功也是有原因的。他們命貴,他們怕死。我命賤,不怕死。這樣我才有了機會。如果他們不怕,我十個吊樓也會被他們拆掉。

新京報:你不怕死?

楊友德:不是不怕死。是只有不怕死,才能破釜沉舟。

新京報:如果還有下一次呢?

楊友德:有下一次我還會這樣守著。把我的煙花沒收了,我就去買。如果他們逼我逼到最后,我也只能照著人打。我沒有辦法。

新京報:你平時每天都呆在這個吊樓上嗎?

楊友德:外面有親戚朋友,如果有保安在集合,挖土機在挪動,我得到這個信息,就會24小時呆在上面。吃飯就用吊桶吊上去。睡覺就在上面的躺椅上睡。

新京報:站在吊樓上往下發射炮,是什么樣的感覺?

楊友德:打仗沒開始之前,有點害怕。但是真正開始,就不害怕了。我的頭腦還是很清醒的,就是要守住我的家。能守一分鐘是一分鐘。

我是打完了才后怕,想著早點結束這種生活。

保護好現場才有話語權

新京報:這一二十畝地對你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

楊友德:這是我后半生的生活來源,太重要了。沒有地,我就只能流落街頭要飯。

新京報:你想要的是什么?

楊友德:我只有一句話,這是我的核心。第一我是農民,靠土地生存。你征收我的土地,我沒有意見,但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補償費。不這樣做,我就只能去偷去搶。我一個人去偷去搶,法律可以來制裁我。大家都去這么做,這會是個社會問題。

農民靠土地生存,不管什么時候,我都是這個要求。我不多要,按政策給我應得的。

新京報:你有沒有想過其他的辦法?

楊友德:我們想過很多。用煙花是唯一的。第一,他們強大,不阻止不行。他們給我的是霸王條款,沒有談判的平臺,沒有我的話語權。第二,不守住,將來是一分錢得不到。這是唯一的辦法,現在我依然認為這是唯一的。

我和他們講過理,也上訪過。

新京報:沒用嗎?

楊友德:我不能再上訪,我去上訪,房子和土地就沒了。只要一個小時,整個地就挖平了。我現在能做的就是守住。我跟他們打交道太深了。我知道他們是什么人。只有保護現場才有話語權。

如果地被推平了,我去上訪,人家跟我要證據。我的證據呢?證據被推平了,誰承認?

新京報:嘗試過去法院嗎?

楊友德:法院這條路我走不通。我沒有錢,打官司要訴訟費,我拿不出來。我也跟他們說過,讓他們去告我。我是被告的話,我就不用拿訴訟費。但是他們不告,我也沒辦法。

新京報:你還相信法律嗎?

楊友德:我相信。我相信法律條文都是好的,只是有些人執行的不對。我看了好多法律和政策,不看我沒勇氣,心中沒有底,法律和政策讓我心里有了底。

我不是暴民

新京報:你說你覺得自己不是釘子戶?

楊友德:我不是。我覺得釘子戶是想多要。我不是,文件規定多少我要多少。我是農民,我希望按政策補償我。我所有的行為都是維權。

什么叫釘子戶?門上沒有眼硬往里插,那是釘子戶。我是門上有眼,有政府規定的條條框框,我按規定插上去。我怎么能叫釘子戶呢?

新京報:你采用這種方法不怕有人說你是暴民?

楊友德:我不同意。一個人在暴力的方面,你要看他產生的環境。我不是強買強賣,國家有法律有政策規定,我不是多要,我不是暴民。

還有人叫我刁民,我也不是刁民。我要回自己的利益,維護自己的利益,我并沒有把別人的東西搶為己有,我不是刁民。

新京報:在整個過程中,你絕望過嗎?

楊友德:傷心有過,絕望沒有。大家明明是一樣的人,卻同地不同價,我會覺得傷心。

新京報:我看到你在房前屋后貼了很多標語?

楊友德:這是我發泄內心壓抑的一種方法。

我“投降”沒有出路

新京報:對這個事情,你最期待的結果是什么?

楊友德:我希望能按政策給我補償。然后我好好活著。如果是這樣,我就去買臺電腦。我聽說網上很多人支持我,我以后也要上網支持別人。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楊友德:我是一個喜歡交朋友的人,官方說我是個刁民。老百姓說我是個好人。我靠土地吃飯。我不貪國家的任何費用,我沒有任何違法記錄,我還送孩子去了軍隊。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倔強嗎?

楊友德:我就是一個農民。農民是樸實的,這是堂皇一點說,其實就是說,農民是比較愚笨的。

新京報:你們村子里大部分人最終還是同意了補償標準,為什么你一直要堅持?

楊友德:有兩種情況。完全靠土地為生的家庭,不管怎么樣,都是要抗爭的。有的人不抗爭,因為他們不是百分之百的農業人口。也有很多人后期“投降”了。但是他們投降了都有一些出路。

我百分之百是農業人口,一切生活來源都是土地。而我“投降”沒有出路。

他們把我當作雞,把群眾當作猴子。我以前上訪投訴過他們。他們是把我殺了給別人看,所以我沒有選擇。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能守多久?

楊友德:不知道。有一天算一天。現在有媒體關注,總比原來強。

(本報記者 張寒 武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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