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基尼系數在0.3左右,上世紀90年代中期達0.42,但到了2010年,已經達到0.48.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斷擴大。收入分配問題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更事關社會穩定,已成為當前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整頓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學者認為,由于目前缺乏科學公正的人才評價體系和充分競爭的人力資源市場。教育投入的價值并未充分體現,而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并非新聞;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有識之士也多次剖析闡明。而學者提出的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讓人思之,闃然心驚。
社會進步的一大體現就是從身份到契約,然而,遍覽現實,這一潮流在逆行發展,因為身份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比如決定收入。一個在國有金融控股集團任部門經理的人,稅后年薪加上房補、車補、書費、健身費、休假補貼、補充養老保險以及各種臨時性的“福利”,實際收入在百萬元以上。而一名農民,天暖種地、養魚,天冷去鐵路打零活,一年到頭累得要命,純收入只有2萬多元,還不抵前者工作一星期。即便在壟斷行業內部,收入也很懸殊——數字顯示,在央企人均福利費支出中,最高的為4.46萬元,最低的為149元,相差近300倍。當然,追求絕對的收入平等是一種偏狹,但當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時,就不能不叩問和反思這種現象所帶來的危機。
尤其值得一說的是,這種趨勢仍在持續,尚未有遏制的跡象,正如有學者坦稱,“工薪階層、農民家庭的優秀子弟通過自身努力‘鯉魚躍龍門’、入職高薪管理機構和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削弱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的效率,也導致收入階層的不斷分化與強化——富者愈加富有,貧窮家庭延續貧窮。”
學者所描摹的這種現象,其實就是階層板結化。不得不說,在當前,社會結構的流動已經發生了凝滯現象,不少人的上升渠道越來越逼仄,他們無法取得上升的空間,為此就不得不放棄。近日有人感嘆,馬上又到高考了,老家中學高三畢業生比去年減少了300人左右,全國比2008年減少了數十萬人。高中畢業生減少,一部分與實行計劃生育有關,另一部分與升學無望,或者即便考上了也找不到工作,從而陷入絕望有關。
近年來,畢業生找工作越來越難,讀書無用論確實在一些地方興起,比如一項調查顯示,今年大學生求職心態更為現實,本科學歷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達到20%,與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形象使得一些網友心生感慨,覺得擇業太難。其實,擇業難是對貧二代而言,“他們有的是背景,我們只有背影”,富二代、權二代則沒有這方面的擔憂。據悉,在北京,一個大學生進入“國字號”大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中間的“幫忙費”、“好處費”已飆至十幾萬甚至數十萬元。如此機會,貧二代只能望而生嘆。
此外,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指出,綜合各項指標并考慮到中國近年經濟發展態勢等多種因素,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結構大約15年左右。這說的雖然是社會結構,但實際上仍隱喻著社會階層的固化,而這種固化必然導致結構發展不均衡、不對稱、不健康。
社會階層不斷板結化,必然使得社會土壤日漸沙化和鹽堿化,因為在上升渠道被阻攔之后,這些人必然心生怨氣。同時,社會階層的不斷板結化,也使得健康的社會流動和財富循環陷于中斷。社會欲有活力,關鍵要看其流動性。如果階層出現固化,這無疑潛伏著一種巨大的危機,必然導致上下對立,階層之間互相防范,互相視對方為仇讎,同時在攸關公共利益的社會命題上也不可能達成共識,社會只會越來越斷裂。
改革是打破階層板結化的唯一出路,但是,當既得利益者坐享好處時,他們不可能讓渡利益;而弱勢群體因為自身能力的孱弱,無法取得強大的博弈權。為此,就需要政府在制度設計上強化弱勢群體的力量,不如此,一切便是虛妄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