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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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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袁崇法在接受《城市化》雜志采訪時說：城市化的成果分享應該涵蓋全體國民。以下為《城市化》雜志的采訪報道。
就如何提高中國城市化質量，袁院長認為“這是個涉及多方面的大問題”。“首先要重新認識城市化的理念，認識到城市化既是一個經濟發展的過程，又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過程。無論從生產組織方式還是社會生活方式，都是全民的實踐。它不是一部分人住在城里，一部分人住在鄉下，不是城市化率多大比例合適，城市化速度多快合適的問題。從內涵來看，城市化的最終完成，在要素和商品領域要形成統一的城鄉市場；在生產組織方式上要形成統一的社會分工體系，無論從事什么業態，完全是現代化的；在生活方式上，要實現以城市為標桿的現代消費方式。從這個角度來講，不存在比率問題，城市化的成果分享應該涵蓋全體國民。”
就目前我國城市化的重點放在投資建設領域，袁崇法分析，原因在于整個經濟轉型發展中，我們希望城市化帶動中國的內需，改變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因為城市化既有投資，又有需求的拉動，所以把城市化看作宏觀上調控經濟或者引導經濟發展的作用。袁崇法說，“它確實有這個作用，但如果將城市化僅僅看成這種作用，就會片面，城市化就會搞得過熱，存在危險性。因為城市化意味著由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或者說傳統的二元結構社會，走向一個單一城市社會的歷史性任務。”
他進一步闡釋說，從經濟上來講，高度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將替代過去兩種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方式和工業生產方式。通過社會分工的現代生產方式，將所有的業態納入到一個社會分工大生產的體系當中。從業態本身來看，農業離不開工業，工業離不開農業，這兩者通過分工結合在一起，整個社會的組織方式發生很大的變化。從社會形態來講，過去純粹的封閉式的農耕社會由于工業化的推進已經不存在了。從經濟要素流動、經濟發展、生產方式看，勞動力在充分流動，資金在充分流動，土地盡管有各種限制，也還是處于流動狀態。產品也是一樣，不是農民想怎么生產就怎么賣了，而是按照市場要求。這個市場要求是按照統一的市場需求來界定農產品，即便不叫訂單產品，也是按照市場需求在生產。這些都表明，二元結構已經很難找到明確的界限了。
基于以上分析，袁崇法認為，“任何一個領域的生產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分工，是社會生產的一個領域。整個社會生產方式是統一的，社會化的，通過高度的分工形成一個大一統的完整的體系，產業之間相互依賴，而不是相互獨立。這樣一種生產方式也完全改變了農民的生活方式。”
在袁崇法看來，農民生活方式的追求樣板就是城市生活方式，而城市生活方式也確實代表著現代生活方式。那么，現代生活方式和傳統生活方式的區別是什么呢？“現代生活方式不是自給自足，而是高度依賴整個社會提供的服務來生存。所以，現代生活方式中的人越來越不獨立。”在袁崇法看來，也正是依賴這樣一個社會提供的服務，人們的生活質量得以大幅度提高。
“所以，城市生活方式實際上表達的是一種現代理念的生活方式，農村生活方式要追求現代生活方式，就會以城市生活方式為標桿，要求更多的社會服務滲透進去，提高生活質量。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農民為什么要進城了。除了農村就業機會少，收入上升緩慢，進入城市，可以解決就業，提高收入之外，他們還可以實現一種現代的生活方式。目前2億多流動人口，1.7億左右來自農村，意味著來自1億多個家庭，這1億多個家庭在過去10多年中，大部分都有人出去過，現在他們也和城市或多或少地有聯系。”袁崇法認為，對于城市生活的追求，不是做夢，而是一種已經步入的實踐。這樣一種追求是合理的，也給農民工更多機會去實現人生的價值。
此外，通過多年來調研各地的農村，袁崇法發現，農民希望和城里人一樣過上平等的、現代的生活，即便在農村也有強烈的愿望。“比如河南鞏義縣竹林鎮，這里離城市很遠，村子周邊并沒有很好的環境，甚至連道路也不是很好，農民自己卻在那里蓋了一棟五層樓。這說明，他們要在當地實現他們的城市夢，這不是‘被上樓’，而是自己蓋樓搬上樓的，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過去破舊的小茅屋，連人的尊嚴都保證不了。”
袁崇法還表示，從事農業，未必就住在鄉村。歐美的城市化已經表明了這一點。并且對于農民來講，不僅希望生活方式是現代的，而且希望從事的工種也是現代的。“我們現在要做的事，不應該是追求表面上的城市化率的高低，而應該推動深入經濟社會內部實質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