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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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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前，廉思博士到人大集結了一批學生記者，想在一篇關于大學生聚居村的論文基礎上，通過增加調研日志和個案訪談來結集出書。我就在這批學生記者中，得到的任務是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到唐家嶺采訪，寫幾篇人物稿件。
那時候的唐家嶺還未進入公眾的視線。對于那些蝸居在這里的大學畢業生們來說，這是不幸，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幸運。公眾的視線是強大的，但又都是飄渺的，它可以把你聚焦成全社會的中心，也可以把你無情地“捧殺”。就目前的情形看，唐家嶺面臨的狀況可能更接近于后者。
去年，同樣是這個時節，我幾番走進唐家嶺——這個被那些外來居民親切地稱呼為“大唐”的地方。這是個喧囂的村落，外來人口多出當地人好幾倍，低矮的樓房，簡陋的棚戶，窄窄的街道上車輛緩緩而行，人影攢動，街道兩旁還有很多在建樓房的工地，可見當地的出租房已供不應求。磚石瓦礫旁，各類商業招牌格外耀眼，招徠顧客的音樂回蕩四周。街邊小攤上五味雜陳，有時候甚至不堪入鼻。
這就是“大唐”給我的最初的印象。近一個小時的公交車程，仿佛把我送出了北京，送出好遠。我仿佛來到了一個西部的小鎮，窮鄉僻壤，山窮水盡。大學校園的清幽寧謐，中關村的繁榮浮華，咫尺天涯，恍如隔世。
在進行采訪之前，我突然莫名地驚恐。
求學十余年，一直接受的是精英主義教育，意氣風發，志存高遠。我從來不曾擔憂過未來。畢業了，又怎樣？會當擊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雖然也曾聽聞大學生變得無比廉價，但不想廉價至斯。這就是現實嗎？年輕時把夢做得過于美麗，當夢醒之時，剩下的，只能是大哭一場。
伴隨著這種對自身未來的無比驚恐，我退出了《蟻族》的采寫小組。我需要一點時間來反思自身，重新定位自己，重新規劃自己的未來。我曾經迷戀于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預言，伴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知識經濟受到重視，中產階級成為這個社會的主宰。今天的大學生們，即是明天的“社會棟梁、國民表率”。不過，還在前現代化道路上狂奔突進的中國，顯然還無法避免原始積累時期的諸多缺失。國家傾力培養的“天之驕子”們，卻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候被閑置、遺忘，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教育體制、甚至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體系的失敗。
一邊是校園里的優越、浮躁，一邊是現實的真實、殘酷，我在當頭棒喝中驚醒，卻又無可奈何。
《蟻族》出版了，“蟻族”一詞流行起來，唐家嶺走到了聚光燈前。有的人捧書痛哭：“寫得太真實了”。有政協委員親往考察，在目睹這里的生活后潸然落淚……“蟻族”，這個被建構起來的群體，在媒體和公眾的一齊參與下，完成了對社會決策的驅動：唐家嶺要被改造了。
政策雷厲風行，許多當地的居民卻開始叫苦不迭。查看新聞，看到許多“大唐”居民被迫搬家的照片，我無限感慨：那個每月300元房租即可入住的“大唐”已經一去不返了，這座昂貴的城市或許容不得太多廉價的青春。
“蟻族”一詞的得來其實純屬巧合。它直接取自一本叫《蟻囈》的書。這是一本包裝精美的書，更像是一則寓言，它的語言很優美，第一句是：“我是一只螞蟻，你看不見我，并非我的世界一片黑暗，只是因為我小得難以進入你的視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