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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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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初，江蘇昆山自費辦開發區，開啟了一條后來被全國的城市廣為學習的“三位一體”的城市化之路，學界稱其為“昆山之路”。
199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劉維新帶領他的團隊踏進了昆山，對這座城市進行了為期18個月的實地調查，對昆山的城市化經驗做了全面系統的理論總結，1995年正式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有關城市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專著，在這本專著中首次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三位一體”理論。
按照劉維新的總結，昆山“三位一體”解決了當時昆山鄉鎮企業過于分散和農民“離土不離鄉”的問題。
在昆山小城鎮發展建設的同時，在小城鎮周邊開辟“工業小區”，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分散在各村的鄉鎮企業集中在“工業小區”，以解決當時 “村村冒煙的污染和基礎設施不配套”問題，并將鄉鎮企業的職工遷移到小城鎮居住，從“離土不離鄉”變成“離土又離鄉”，成為城鎮居民。
由于當時的農民都到鄉鎮企業打工去了，很多村莊成了空心村，昆山將村莊通過統一規劃合并，合并后空出來的舊村莊改造成糧田，既增加了耕地面積，又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
這種模式改造了昆山的產業結構，產業集中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額增加，通過推動小城鎮發展，使“離土不離鄉”的農民真正變成了城市居民。
“昆山模式總結出來之后，被中央高層充分肯定，認為從可持續角度，較大程度地做到了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而且也沒有以損害農業為代價。”劉維新說，之后，中西部地區不少城市就借鑒了昆山“三位一體”的理論創新發展本地區的經濟和城市化。
當時學界反對者認為這種城鄉一體化的模式不科學，覺得這樣下去會農村不像農村，城市不像城市，也有人認為昆山是改革開放后最早最快發展起來的，經濟基礎好，因此昆山的經驗難以為其他城市學習。
“我和我的團隊并不認可這些說法，比照歐美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當時我們就預估，20年之內，中國其他城市也將擁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昆山的經驗自然就有更多借鑒的價值，今天看來，我們當時的預測正在變成現實。”4月7日，劉維新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2005年劉維新再次來到昆山調研，當時的昆山已經是中國百強縣市中排名前列的縣級市，相比10年前，本地人口加上外來人口，總數已經增加了一倍，經濟總量也實現了成倍的增加，完全達到了一個中等城市的規模。
“在和當時的領導層交流的時候，明顯感受到了當時昆山政府官員出現了膨脹的想法，當時的市委書記就提出了我認為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即要把昆山建設成江蘇省的第二大城市。”劉維新說。
劉維新當場表示不贊同這一城市化規劃，“昆山的南邊是上海，北邊是南京，離杭州這么近，這種局面決定了昆山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成為大城市。”劉維新認為，昆山城市化模式的下一步發展目標應該是朝著“生態城市”方向走。
三種模式之爭
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成為各界研究的熱點。改革開放30年來，在學界，關于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爭論一直沒有中斷過，學界的爭議也反復影響著決策層有關城市化政策的方向。
城市規模是最開始討論的焦點，并由此形成了“小城鎮論”及與之相對的“大城市論”，隨后又派生出“中等城市論”與“大中小論”等。
“小城鎮論”的立論依據主要是“國情與鄉情”。主張這一模式的人認為，中國城市化道路有其獨特性，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人數高達2億多人，靠大城市解決不了這樣多的人口就業壓力。解決的辦法應該是發展小城鎮。小城鎮是解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根本出路。由于地緣關系緊密，農民進入小城鎮比進入大中城市的成本要低一些，這樣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1980年，在當時城鄉分隔、大城市基礎設施滯后的情況下，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提出了 “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城市發展總方針。
1983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 “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要以小城鎮為主，大中小城市為輔”，認為“加強小城鎮建設是中國社會主義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上述建議在當時的城鄉戶籍制度下，應該是最好的選擇，因此得到社會和政府的認同。
反對者認為，小城鎮模式忽視城市規模效益，有其明顯局限性，它更適合江南地區，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北部和中西部地區，小城鎮模式顯然不適用。另外，小城鎮城市化程度較低，它實際上可能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甚至有批評認為，小城鎮的戰略使得中國城市化的進程速度變得更為遲緩。
一些“大城市論”持有者認為，相比較小城鎮模式，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優越性。超大城市是經濟活動、商業交往的中心，商業、服務業的需求和消費數量巨大，聚集效應造成了經濟的高度繁榮。經濟繁榮和人口密集也創造了無數的就業機會。
在超大城市的發展中，周邊衛星城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環節，衛星城與中心城市相呼應，形成了廣闊的經濟增長地帶，往往帶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但“大城市論”的反對者認為這種模式“造成交通擁擠、能源供應不足、環境污染等城市病”。
大小之爭的縫隙之間，“中等城市論”者由此派生，主張這一模式的人認為，無論是小城鎮還是小城市都不是解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根本出路。小城市或小城鎮投資效益低下，土地浪費嚴重。目前星羅棋布的小城鎮或小城市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顯，城市建設無序、管理混亂，類似于一種擴大了的農村，換言之，出現了城市建設中的“農村病”。
與其“撒胡椒”面似的投資于5萬多個小城鎮或小城市，不如將有限的資金投放于適當數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約在50萬－100萬，它既可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聚集效應，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在激烈爭論的同時，當時的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周一星跳出了城市規模單一取向的框框，認為不存在統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規模，城鎮體系永遠是由大中小各級城鎮組成的，企圖以規模來調控城市的發展與建設，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
指出各級城市都有發展的客觀要求，并結合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提出了“多元論”的城市化方針，這一觀點后來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同。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長李強教授認為，我國地域大，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城市化絕不可能是一種模式，而應是多種模式。哪一種模式適合該地區的情況，就應采用哪一種模式。
昆山近30年的城市化推進過程，其實也比較直觀地反映了城市化模式的特點。
改革開放之初，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政府以“工業小區”的形式將這些鄉鎮企業集中，然后再對集中區進行基礎設施配套建設，逐漸形成一個城鎮，農民也慢慢由分散的農村遷到小城鎮居住。
昆山市則以中心區為主題，以中心鎮為樞紐，以特色鎮為依托形成組團式城鎮體系的模式，這種模式也為后來的“小城鎮論”者所推崇。
進入新世紀之后，昆山的經濟總量極大提高，城市外來人口也超過本地人口，人口總和超過100萬，城市規模也完全達到中等城市的水平，城市化率早在2002年就達到了52%,而當年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47%。2008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70%。2009年GDP總量達到1800億，財政收入320億，這些驕人的數字也一度讓昆山的當政者認為，“昆山應該建成一個大城市。”
而劉維新作為學者，以比較理性的思維分析了昆山應該在中等城市水平的規模上朝生態城市方向發展而非所謂的“國際化大都市”，“選擇什么樣的模式，關鍵是要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畢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要建成大城市。”劉維新說。
未來之路
劉維新認為，建國60年來，中國城市化發展取得了 “驚人的成績”，但是城市發展中依然存在普遍性的問題，需要引起決策者們的關注，“這也關乎城市化的未來之路。”
首先，城市形態與產業結構趨同化。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進程加快，一些新興城市出現了一種從城市形態到產業結構的趨同化傾向，這種不結合自身自然地理狀況和區域經濟基礎的趨同化，必然導致城市形態單一，使城市缺乏個性特色，產業重復及產品與市場需求脫節。
其次，城市發展方式趨同化，近些年來，不少城市只追求空間規模擴大，不講求土地利用效率，更很少考慮城市的集聚效益。這種外延式的城市發展，不僅不符合中央提出的精神，也導致耕地銳減和糧食、蔬菜不能自給，使人地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這也成為區域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
再次，缺乏區域協作觀念，貪大求全，導致資金和土地的大量浪費。一個新興城市的崛起，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結果，一個城市離開區域經濟的支撐，離開自身的自然地理特點，鼓勵追求某種類型和產業發展，是沒有生命力的。
農業教育投入不足導致城市化進程滯后。由于投入教育的資金不足，增強教育的力度不夠，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文化素質不高，又缺乏必要的既能培訓，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向城鎮轉移較慢。“在新世紀城市發展過程中，必須注意到，對年輕農民，既要增加教育與培訓，還要提供就業機會。”劉維新說。
劉維新認為，城市化是一個需要不斷延續下去的長期工程，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在全國的調查中，還有一種現象讓劉維新擔憂，就是城市化發展規劃缺乏科學規律，甚至是一個領導一個方向，領導換屆，規劃就要換規劃。
城市化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又應該反過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即意味著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和資源消耗的提高。這對于人均資源非常短缺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來，如果沒有生活條件的改善，城市化又是失敗的。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的國家，從長遠來看，未來的城市化之路，走資源節約型和效益型發展道路才是符合中國的實際現狀，這也會成為市場的自然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