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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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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社會發展的常理推斷，中國這么多年的城市化應該造就一批比較大的中產階級，而現實卻是“兩頭大，中間小”，即富人(也包括政府)多，窮人多，中產階層人群比例小。中國內需不足的原因就在于這種中國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本身沒錯，關鍵看是市場推動的城市化還是行政推動的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基本上是由政府用行政手段推動的，以房地產開發為典型特征。這種城市化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負面作用，加在一起就抵消了。以房地產為例，開發商的巨富不能夠充分彌補城市化中失去自己的房屋和土地的人的損失。
中國的城市化的進程很快，但是居民收入和消費相對于GDP的增速在降低。從時間上看，這一下降過程始于2000年，正是中國城市化步伐開始加快的時候。
1998年中國開始實施的住房改革的一個大的背景就是土地國有，結果就是地方政府努力壓低土地的買入價，提高出讓價，賣地已經成為很多地方政府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應該說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招拍掛賣地，而在于從來不掛牌買地，出讓土地的人并沒有議價權。
中國式的城市化是大躍進的2.0版本，那時候是砸鍋煉鋼鐵，現在是把房子拆了蓋高樓，這是破壞財富和居民收入的重要原因。90年代后半期，城市里的國企競爭力下降，紛紛破產，工人丟掉了工作或者收入減少。這在市場經濟中沒有關系，工資下降的同時，房子和土地在增值，資產收入在提高，兩者相互抵消，可能和以前情況差不多，甚至更好。但是中國的情況是，有些人把工作丟了的同時，也無法享受房屋和土地增值的收益，因為是國家所有，頂多賠另一個房子，但是這一房屋的價值難以變現，無法產生財富效應。
城市化造成很多農民工進城。從這個方面來看，我們的城市化有提高收入的作用，但是這種增加的幅度也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么大，因為城市化把農村里的有能力的勞工吸引到城市中了，所以城市中的農民工收入的增加是以農村收入的減少為代價的，所以總和沒有那么大。
有人說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可以產生很多溢出效應，從而提高社會的總財富。我收集了城市統計年鑒和居民收支調查的數據，來評價總體效應。結果，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溢出效應大于負面效應。從宏觀數據上也可以看出來，如有大量溢出效應的話，不應該有收入和消費相對GDP的減少。所謂的溢出效應是通過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補貼另一部分人產生的。
因此，我對于“四萬億”的刺激一直不樂觀，因為“四萬億”提供了一個大規模投資的借口，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強制拆遷。這是在以一部分人的收入降低為代價來發展城市化，不是刺激消費，而是在降低消費。
從不認為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多么重要。中國1998年以后開始建高速公路，而印度沒怎么建高速公路，但是印度經濟也在增長，而且其居民收入的增速一點都不比中國低。墨西哥90年代建了很多高速公路，但是經濟一塌糊涂。相對于中國其它的矛盾如教育和醫療，修路是很次要的問題。
如果不選擇這種城市化的方式，唯一的不同就是GDP增長會慢一些，這在我看來沒什么不好。如果關鍵的居民收入沒有相應增加，GDP增速太高實際上是在補貼美國。
城市化這一發展方向是必然的，關鍵在于如何做。要改變目前的狀況，第一，可以考慮土地私有化，這一進展慢的本質是不想去做。但實際上，也不一定要土地私有化，香港的土地也不是私有的，但是持有人和政府簽訂了99年的租賃，這份合同不可侵犯。擁有和租賃都是一種合同，關鍵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合同是否受法律保護。
其次，取消戶口對享受公共產品的限制；第三，取消城管的職能。城市化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提高服務質量，降低服務成本。但是中國的服務業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仍很小，從國際上比較，中國的服務業是很不發達的，甚至比印度小多了。如果去掉國有壟斷的銀行、電信等，真正來自私人部門的服務業的比例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