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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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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國作家曾寫道：“在20世紀，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頭彩一樣。”這句話在相當大程度上并非虛言。
福利國家的概念出現于戰后1945年的英國，它倡導“普遍受益”，強調全民(不僅限于窮人)都應從社會保障制度中受益。不過，其最初的靈感和雛形，卻具有諷刺意味地來自那位統一了德意志的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作為一個保守的專制主義者，俾斯麥鎮壓了19世紀80年代的社會民主運動，但為了安撫勞工階級，維護社會穩定，他通過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養老金、健康和醫療保險制度及社會保險。
現代福利國家最重要的設計師則是英國的貝弗里奇勛爵，他于1942年發表《社會保險報告書》（亦稱《貝弗里奇報告》），提出建立“社會權利”新制度，包括失業及無生活能力之公民權、退休金、教育及健康保障等理念。現今人們耳熟能詳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社會，便是他首次描繪的。
如果把19世紀80年代德國引入養老金作為開端，把1948年英國啟動國民醫療保健制度（NHS）作為頂峰，那么歐洲福利制度的創立足足用了半個世紀。二戰后，歐洲逐步建立起廣泛的社會福利體系。以英國為例，20世紀四五十年代，通過《國民保險法》、《國民保健法》和《國民救濟法》等一系列立法，奠定了福利社會的法律基礎，60年代，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體系建設完成。盡管其具體實踐形式因地方傳統和政治特色而略有不同，但從總體上看，福利國家成為所有西歐國家的主要社會模式。雖然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并未建成福利國家，但向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俗稱“兜底”）福利保障理念，已深入人心。
從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是歐洲大陸福利國家的鼎盛時期，高福利不僅讓窮人獲得了尊嚴，還讓太多原本應該在優勝劣汰的市場中激烈競爭、追逐成就的人，懶洋洋地依偎在國家的溫暖懷抱里。福利國家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大恩惠，但也是一個重負。
1950年，法國的政府支出占GDP的28%，德國占30%，美國占21%。到1999年，法國的政府支出占GDP的52%，德國占48%，美國占30%。今天的歐盟人口只占世界總數的7%，而社會開支卻占了全球的一半。更為糟糕的是，西方的社會老齡化趨勢，將加大未來在養老金、社會保障和醫療上的花費。
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遭遇了普遍的衰退、滯漲以及奇高的失業率，加之國家過度干預導致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率，傳統福利國家模式變得難以維系。福利國家的近況正變得越來越糟。《華爾街日報》2011年8月的一篇文章指出， 英國有25萬人要等待18個星期以上才能得到治療，而過去十年全國醫療系統的支出翻了一倍；2002年到2008年，法國和意大利的暴力犯罪，分別上升了近15%和38%；截至2011年6月，歐元區的失業率為9.9%，25歲以下人群的失業率為20.3%；近一半的歐洲人，因年幼或年老的緣故而被歸為“依賴”型，在工作年齡段人群里真正在工作的只有64%……
歐洲已不再是樂園，未來它還會變得更糟，改革勢在必行。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首相，就已經開始嘗試改革不堪重負的福利社會體系。但在歐洲，倡導自由市場的勢力，從未能撼動福利國家的根基。就連“鐵娘子”撒切爾夫人，也沒能觸及國家衛生系統，充其量是不再擴大福利范圍。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她的后繼者卡梅倫首相，面臨著“改不動也得改”的絕境。用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話來說，“在長達80年的時間里，福利國家模式從未遭遇過真正的政治挑戰。現在，福利國家已經撞上由經濟現實和財政狀況筑起的‘南墻’。”現任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說得更明白：“過去有人認為，歐洲非常富有，可以讓公民用不著工作。但現在情況不再如此，必須埋葬老式的歐洲社會福利模式。”
2011年，英國政府廢除相關制度，不再為16-24歲無償工作的年輕人提供失業津貼。在此前一年，英國衛生大臣安德魯·蘭斯里提出了一項引發軒然大波的法案，要求改革英國人引以為豪的國民保健服務體系，引入更多競爭。
在法國、德國以及那些飽受主權債務危機困擾的歐元區國家，政府財政緊縮和削減福利支出，成為當前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主基調。在另一個堪稱福利國家典范的大國加拿大，斯蒂芬·哈勃總理的上臺，也標志著該國福利體系的收縮得到了選民的支持。
凡此種種，證明傳統的福利國家已經漸行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