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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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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槍匹馬”到“拖家帶口”
經歷7年多的留守生活后，劉銀花終于帶著孩子來到深圳與丈夫團聚。因為一方面孩子到了上小學的年齡，她可以“解放”出來在深圳找份工作為家庭增加收入；同時，深圳取消借讀費的政策也讓孩子可以免費隨父母就讀。算過這筆賬后，劉銀花一家三口從江西農村“遷徙”到了深圳。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前以就業為目的的男性農民工“單槍匹馬”式的流動漸漸向“拖家帶口”式的定居性流動轉變。而這種流動首先體現在工作年限長、收入穩定的農民工群體中。
33歲的申明啟來自山東菏澤，在深圳打拼已有10年，現在他已從普通員工晉升為工廠里的中高層領導，可以領到住房補貼，每個月的收入在5000元以上。如今，父母、老婆、孩子和兄弟姐妹都來了深圳。
盡管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但這些農民工“移民”的意愿仍然非常強烈。申明啟說，他不想再回到菏澤老家，因為那里已經沒有他的事業，而且“一家人能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認為，家庭化移民是目前農民工遷移的總體模式，在深圳、東莞等農民工聚集地，甚至可以看到整個村子都復制過來的群落，形成一個亞農村社會生活圈子。農民工在其中可以找到熟悉因素，彼此間有照應，例如一時沒有工作的時候不用擔心沒有飯吃，沒有房子住，還有直接的工作信息交流，這樣降低了他們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
房子和孩子，“新移民”安居城市越不過的坎
曾為城市繁榮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當他們有了移民定居的訴求時，城市當然不能拋棄他們，而是應該創造條件、想方設法接納他們。然而，安置如此龐大的群體，涉及戶籍、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方方面面，客觀上必然給城市資源供給帶來壓力，給城市公共管理帶來挑戰。
住房是首當其沖的問題。“家庭化”流動客觀上給農民工居住形態的穩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調查顯示，在浙江，農民工中居住在出租房屋和單位內部宿舍的比例逐年增加，并且已占農民工總數的86．37％。上海市近些年的流動人口中，大約有10％的人口穩定居住在城市中。
然而，這些“蝸居”在城市的農民工往往是一套公寓幾家人住。在廣州的城中村或城鄉接合部的出租屋內，記者發現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常常是兩戶農民工家庭“拼”住，一戶住里屋，一戶住客廳，廚房、衛生間公用。
近十多年來，盡管農民工的收入水平逐年增加，但是還是遠遠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面對高昂的房價，大多數農民工對在城市買房幾乎是“不敢想的”。申明啟說，深圳的高房價是他留下來最大的障礙。其次，就是孩子的教育。
目前，只有深圳、上海等極少數城市取消了義務教育階段孩子的借讀費，包括廣州在內的大多數城市都為農民工子女入學人為地設限。在廣州打工15年的賀先生也計劃與老婆、孩子留在廣州生活。最令他發愁的是兒子的上學問題。
賀先生告訴記者，之前看到報紙說廣州會對外來工子女取消借讀費，以為兒子上學可以免費了。后來才知道外來工沒有一定的學歷和職稱是享受不到的，只好老老實實交借讀費，然而，這筆開支對于家庭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他來講，“真是交不起！”
即使在取消了借讀費的深圳，由于受高考必須回原籍的政策限制，很多農民工不得不在子女讀完小學后將其送回老家讀初中。劉銀花說，孩子初中一定要在家里讀，因為考試制度的戶籍限制，孩子必須回到戶口所在地考試，兩地的教育體制和內容都不一樣，她擔心會耽誤孩子。“如果孩子的戶口問題解決不了，我們全家只能選擇五年后離開深圳。”
根據廣東省政協專題調研組的調研報告，廣東外來工子女以每年27萬至30萬人的速度在增長，總數及增幅均居全國首位。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全國“兩會”上表示，僅東莞一個市，每年要解決5萬外來工子女的上學問題，財政上就要投入15億元。
如何讓流動而來的農民工變成名符其實的城里人？
中國研究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說，盡管農民工進城已成為中國城市化的一部分，但他們往往只是城市的邊緣人，長期保持流動人口的特征。這種現象對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對社會的穩定，都十分不利。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不僅是建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更重要的是以人為本，使更多進城務工農民真正變為城市居民。
在全國“兩會”上，廣東省省長黃華華表示，廣東已經計劃每年解決60多萬農民工在城市永久性居住的問題。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表示，農民工流動特征的變化正在釋放一個信號，農民工成為城里人的主觀意愿已經具備，需要政府和社會創造必要的客觀條件來實現這個轉變。這些扎根于城市的“新市民”將進一步拉動消費，創造價值，成為城市持續發展和繁榮的穩固力量。
劉開明說，建設公共廉租房是解決農民工家庭住房問題最現實的辦法。在這個方面，政府要有勇氣突破。2009年年底，深圳農民工大量退保，拿走自己投保的那一部分后，社保剩余資金估計有20個億，這20個億原來取之于民，現在就應用之于民，在各個工業區內建設一批廉價福利廉租房。從調研的情況來看，低廉的租金能夠維持各方的平衡，政府、企業的負擔不至于過重，農民工也能拿得出來，并有一個較好的安身之所。
對于已取消借讀費、實現外來工子女免費義務教育的城市，也只是邁出了教育公平的第一步，接下來如何保證他們真正享受優質教育，更是當地政府必須著手解決的問題。不少專家建議，為消除地方政府顧慮，國家應建立義務教育經費省級統籌機制，實現省市之間的義務教育經費劃撥。同時，可建立學籍信息平臺，實施按學籍而非戶籍的教育教學管理制度，義務教育經費可隨學籍走，學生可憑學籍證在各地求學、升學等。
放開戶籍，讓農民工轉變身份并不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根本。劉開明認為，農民工是一個經濟理性的群體，城市越大機會越多，但是不代表放開戶籍就一定會在大都市扎根，他們一定會選擇一個住得起，生活得起，孩子上學有利的地方“落地”，所以，放開戶籍不等于就沒有了流動性，只是這樣流動最后會歸于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