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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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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省“兩會”上，省委書記梁保華強調指出，“把加快推進城市化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長遠之策，堅持以大城市為依托、中小城市為骨干，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推進在城鎮就業生活的農民有序轉為市民，促進城鄉共同繁榮。”
一種思想認識趨于明晰：要富裕農民，就要減少農民；要減少農民，就要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
一組數字為中央一號文件做了注腳：與發達國家普遍超過70%的城鎮化水平相比，我國目前城鎮化的水平僅為46%。
一個共識是：城鎮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有近1500萬農村人口轉移至城市，同時拉動1500億元的內需和近6000億元的住房消費。
破解“三農”難題，功夫當在農外。走馬大江南北，我省新一輪城鎮化建設如火如荼。中央及省的政策“破題”，正激發出強大的后發效應。
城鎮擴容速度宛若加了“酵母”
1月中旬，記者一行來到興化市戴南鎮，一幢幢高樓拔地而起，10多家銀行錯落有致，全國規模最大的鄉鎮超市里人來人往。
“如今的戴南，有蘇杭之形更具蘇杭之神，是貨真價實的蘇中名鎮。”說起戴南巨變，鎮長黃壽余滿懷欣喜。10多年前，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水鄉小鎮只有“幾條小巷，幾排瓦房”，如今城鎮建成區從3平方公里擴大到9平方公里，相當于再造兩個“新戴南”。
城鎮化發展的快車道上，精彩不只屬于戴南。近年來，我省城鎮建成區像加了酵母一樣，成倍地“長”大。
“沭陽雖然是縣，但縣城是按照地市級要求來規劃建設的。”“沭陽的發展，堪稱是一個奇跡。”不少到過沭陽的人這樣評價。目前，沭陽城區建成區面積達50平方公里，是2000年的4倍。沭陽縣委書記蔣建明說，“沭陽不光是‘長’大了，也是我省江北較‘高’的縣城。已建成12層以上的商住樓就有145棟，即將開工12層以上商住樓222棟。”
除了“長高變大”，城鎮還越“長”越靚。在灌南，湯溝古鎮、長茂新區等十多個新型小城鎮迅速崛起。一幢幢風格各異的“洋樓”，五顏六色的LED店招……在外地工作的老竇，回到家鄉大吃一驚，“家鄉變化這么大，難以置信！”
在蘇南，小城鎮建設更是在高起點上發展，成為蘇南走向現代化的縮影。揚中市把“全島”納入小城鎮建設規劃，城市化水平達53%，全市涌現出近百個初具規模的居民點，既有田園風光，又具都市氣息。吳江市依托歷史形成的七大鎮，在高起點上構建以市區為中心的網絡城鎮，形成生產型的盛澤、七都、橫扇，集散型的震澤，旅游型的同里、黎里，交通型的平望等，基本實現城鄉經濟相互支撐、協調發展的現代城鎮網絡。
農民工有了自己的“幸福指數”
“天堂雖好，是城里人的，而不是我們的。”
“天堂美好，是城里人的，也是我們的。”
在蘇州著名商業街道觀前街的一條巷子里，從安徽來蘇州達10年之久的修鞋匠李師傅，指著日記本上的兩句話，向記者講述了他來蘇州后的生活感受。李師傅說，第一句話是在9年前寫的，而后一句話則是2004年寫的。之所以要把兩句話放在一起，是想反映自己異鄉生活“幸福指數”的變化。
李師傅的幸福感源于他最為棘手的兩個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一是蘇州公辦學校向農民工子弟開放后，女兒終于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樣坐到寬敞的教室里；二是他的愛人被居住的社區錄用為保潔員。
而像李師傅一樣，切實體會到城市生活的“幸福指數”上升的，還有更多的農民工。據統計，目前，我省農民工的人數已經突破了1000萬人。以南京、無錫、蘇州為例，三個城市的外來人口每年都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昆山更是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戶籍人口只有69萬，而外來人口有130萬。
在我省，過去許多人把農民工叫做“打工仔”、“外來妹”，但現在更多的人稱農民工為“新市民”。我省一項對3000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70%的農民工認為自己享受了“市民化服務”，75%的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滿意度提高。與此同時，許多過去的農民工成了企業的管理者，還被選舉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能夠在當地參政議政。
37歲的常書英來自河南安陽，是江蘇中丹化工集團一名普通員工，同時她也是第十屆、第十一屆省人大代表。在任省人大代表期間，常書英就解決司法不公、破解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加大黃橋老區扶持力度等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熱點問題，提交議案，得到了相關部門的落實。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于海說，從“農民工”到“新市民”，這不光是稱謂的改變，更是社會態度的轉變。對農民工的歧視包含制度歧視和社會歧視兩方面，現在從稱謂上有了改變，農民工從最初被排斥、被歧視，到現在逐步被認可、被接納，并融入當地社會。
崗位+床位，“海綿效應”綿綿發力
經濟學家們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在科學規劃和建設下迅速崛起的小城鎮就像一只巨大的海綿，其良好的投資環境對于人流、物流及資金等都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這種“海綿效應”在沭陽得到了驗證。肯德基在蘇北縣城第一家連鎖店落戶沭陽，華潤、蘇果、時代等10多家大型購物中心生意火爆、車水馬龍，一批小城鎮已經形成了年成交額超千萬元的大型市場。這也難怪來自北方的許多參觀者稱，沭陽的市場繁榮程度一點也不亞于他們那里的一些地級市。
“海綿效應”綿綿發力的背后，是我省一些城市開始精心打造外來工的安居工程，讓他們找到自己的“安樂窩”并愿意在城市扎下根來。在采訪中，許多縣市委書記表示，對于那些舍家離鄉的農民工而言，來到城市碰到最現實的問題，就是住在哪里。縣市委書記們覺得，“在推進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崗位’比‘床位’更重要，‘床位’比‘崗位’更誘人。”
記者在蘇州市采訪時了解到，蘇州已有70%以上的農民工住進了政府蓋的公寓。蘇州工業園區里，十幾幢拔地而起的外來工青年公寓非常“搶眼”，近萬名外來工告別了“游擊”生活，有了自己溫馨的家。無錫市先后投資10多億元，興建了5200多個農民工集中居住區（點），建筑面積超過200萬平方米。目前，該市集中居住的農民工超過總數的50%。
城市“長”大、“變”高，并沒有讓進城農民望而卻步。沭陽實施“低房價戰略”，縣城房價一直低于周邊地區30%，每年吸引3萬多農民和返鄉創業者進城安家，城區人口由六年前不到20萬迅速增加到目前的46萬。寶娜斯公司辦公室主任袁春才剛剛在沭陽“新街口”買了兩套商品房，他告訴記者，“在外打工10多年，總感覺像是在漂。現在上班就在家門口，夫妻倆月工資近萬元，日子很滋潤，真正過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