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關于“鄉村凋敝”、“村莊解體”、“村落終結”的討論不絕于耳,那么村莊到底是“病”了還是“死”了?最初聽到“鄉村凋敝”這個概念有個具體語境,一位同學形容自己皖北農村的老家:青壯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下“386199部隊”(老人、婦女和兒童的昵稱),村莊的基礎設施建設停滯、村民交往活動銳減、公共事務更是無人問津。前不久,梁鴻所著《中國在梁莊》進一步將這種惆悵、悲涼的情緒發酵放大為公眾話題。她筆下的村莊已經不是簡單的“凋敝”了,而是更加急速的“癌變”,傳統鄉村社會處于即將塌陷的邊緣,村莊這個有機體走向終結似乎在所難免。
一年多來,在永清臺灣新城進行的村莊走訪和深入調研也讓我們體察到了華北農村同樣的病癥:鄉村正在離散化、農民原子化甚至“刁民化”、基層黨組織渙散、“歪風勝正氣”等。那是不是可以宣告:這里的村莊也正在走向“死亡”?我想結論還為時過早。因為,村莊畢竟不是一片村舍的集合,而是一個能夠涵養人和產業、孕育社會資本的有機體。當然,她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病態的,自我修復需要行之有效的處方。
那天我們去雙營村“大隊部”,參與了一場村干部熱議村莊事務、評判是非曲直的“情景劇”。我想既然村莊內部還有抱怨、有爭吵、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聲音,就說明公道人心尚在,沒有出現“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冷漠無視。“是灰比土熱”,村莊的這 口“氣”也還在。所以,村莊可能已經病入膏肓,但并沒有壽終正寢。
那么對于身染重疾的村莊,該以什么方式加以醫治呢?我主張還是借鑒中醫調和陰陽、辯證施治的思路。如果遵循西醫靶向式的治療思路,我們能夠想到的藥方要么是一步到位的“城鎮化”或者徹底的“新農村建設”,這兩種處方往往只重硬件重塑和觀感愉悅,是片面經濟理性和功利主義的思維,難以顧及原有村莊有機體的修復、鄉村社會關系的延續和人們心靈的重建。
以雙營村為例,我感覺村莊更大的病癥是“人”。人心不順、民風不正,村莊自然沒有“精、氣、神”,就如同永清的沙荒土,就算有再好的營養,這個身子骨也享用不了。因此,正如中醫講究通過恢復個體自身抵抗力去“平衡”病變一樣,醫治村莊先要捋順民心、凝聚民意、匡扶社會正氣。具體而言,可以通過宣講傳統文化,讓農民心安、明理;通過積極的“黨建工作”,讓村莊的經絡——基層黨組織得以活化、疏通;通過新城管委會、村支兩委及其他部門的“協同共治”,扶正風、去邪氣;通過豐富的農民文體活動,促交流、增共識。在此基礎上,結合新城發展將土地紅利、農民增收、集體經濟培育、公共服務供給等一一植入,才能取得固本強基、標本兼治的效果。
如果調理好村莊有機體,使其恢復抵抗力、凝聚力、整合力,那么無論今后聚落形態如何變,是“新城社區”還是“田園鄉村”;生產方式如何變,是繼續務農還是打工經商,有這樣一個良性的“社會”胚胎在,何愁孕育不出“理想的城市、理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