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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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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故鄉
中原冬夜的寒風中，灌溉農田的農民們在懷念曾經四季流淌的青年渠；黃土高原的窯洞里，鄉黨們在猶豫是否購買統一規劃的新農村住宅；
陰雨綿綿的華南小鎮上，教育官員在擔憂還有多少所學校會消亡；東南沿海的村落里，返鄉過年的人們正在打掃一年只住一次的豪宅……每一片土地上，每個人的生活，或主動，或被動，隨著城鎮化而變化。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利用春節回鄉探親的機會，記錄下他們在各自故鄉的所見所聞。
干渴的農田
李姍姍
正月初六，農歷新年的余味尚未褪去，依稀有陣陣鞭炮聲傳來，村子里的鄉親們大多開始忙碌起來。冬小麥已經微微泛黃，有些田地已經干裂，又該給小麥澆返青水了。
父親告訴我，家鄉今年的冬天格外冷，但只有幾場零星小雪降臨，并不能緩解冬小麥的“干渴”。拿母親的話來說，“連地皮兒也沒濕。兩年多了，都沒有下過一場透雨，田里旱得實在不像樣了。”母親哀嘆道。
凌晨3點，外面還是漆黑一片，刺骨地冷。寒風中，父親開著三輪摩托到田地里“占井”。所謂“占井”，就是這幾年總是大旱，村里的水井基本上都旱干了，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口深水井能夠用來灌溉，整個村子約有1500畝的田地，每到農田灌溉時節，鄉親們需要排隊澆地，往往排隊到最后的，抽水就會非常困難，從而導致澆一畝田地需要花上兩倍以上的工夫。正常澆一畝地大約需要10度電，而抽水困難的時候，則需要30度電左右；而且，耗費更多的是精力，有的鄉親為了澆幾畝田地，在機井邊睡幾天幾夜。
從早上6點多開始，一直到下午4點，父親才把家里的兩畝麥田澆完。回到家中，父親嘆息道，水太小了，現在澆地用潛水泵抽水，每次抽上來的水只有半管子，澆地是越來越艱難了。“要是青年渠還有水，哪會費這勁。”父親懷念道，聽說要重修青年渠，不知道啥時候才能重新用上渠水。
而現在村子里的年輕人大部分在外打工，種田的大多是老弱婦幼，灌溉的困難使部分田地常年得不到有效灌溉，收成銳減。
父親和鄉親們所懷念的青年渠，就在離我家農田不到1000米的地方，一條修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大型水利灌溉設施。
“1958年，由國家出資，我們小屯十幾個大隊(即現在的村委會)的干部帶著村民修的，修了三個月就把干渠挖得差不多了，能把汝河水引進來灌溉了。”現年83歲的原老支書韓海濱回憶道，青年渠剛開始的規劃，是汝州小屯的幾萬畝地都能用上自來水。
經過多年不斷修建砌石完善，修建好的青年渠主干渠寬約10米，深也近10米，長約近10公里，灌溉農田面積近2萬畝。“僅在我們楊集村就有三個支渠，村子里的農田基本上可以用自來水灌溉。”曾參與修建青年渠的退休教師老楊回憶道，當年全是人工修建的，整個工程比較龐大，為把渠砌得更為結實，都是從3公里外的三山寨挖來石頭，按照當時的財力計算，整個工程耗資也是巨大的。
青年渠修好后，為了協調上下游的用水，還成立了專門管理青年渠的機構，負責協調各大隊上下游的用水，以確保沿線十幾個村子都能用渠水灌溉農田。“渠里常年流著清冽的汝河水，那時候村子里還能種水稻，從不缺水。”老楊回憶道，每到旱季，只需打開水閘就能澆地。
而在孩子們的心中，青年渠則是童年最深刻的美好記憶。清涼涼的汝河水常年流淌，每到夏季，孩子們都三五成群地到渠里洗澡，抓魚，抓螃蟹。村子里的婦女們則都在渠邊的歡聲笑語中洗衣服。
歲月匆匆，從上世紀八80年代，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分產到戶，青年渠開始疏于管理，而隨著汝河水的漸漸干枯，青年渠亦隨之汛季有水，旱季漸漸斷流，直到前些年，青年渠徹底斷流。
如今，曾指揮協調青年渠用水的指揮所人去樓空，青年渠無人管理，斷流后被垃圾秸稈填滿，曾經鋪設的水下管道、渠首閘門等設施盡數破壞。這個曾經耗資巨大，被寄予緩解旱情厚望的青年渠已然是雜草荒蕪，傷痕累累。
青年渠徹底癱瘓后，為了緩解旱情，村里打了9口深水井，而今亦是于事無補，常年的干旱，即使是深水井也只能斷斷續續地用水。
“如果青年渠還能用，還能流著水，哪怕只是淺淺的水流，我們村里也不至于到現在幾十米深的水井仍然不見水。”老楊不無惋惜地說。
曾經參與青年渠修建、管理的鄉親們，有的已經白發蒼蒼，有的已悄然離世，鄉親們用青春和熱血修筑的青年渠是否也會像他們一樣悄然而逝呢？
渴望“被拆遷”的老城區
李鳳桃
正月初四一大早，尚義縣城老城區的住戶老肖穿過狹窄的巷子，敲開了鄰居老王的大門，不僅是拜年，還為了商量一件事兒——拆遷。
尚義縣是河北省西北部一個人口僅20萬的小縣城。縣城的太平北街往北有一溜兒老平房，屬于老城區。2010年，一個新樓盤打破了老城區居民平靜的生活。
緊挨著老城區建成并開始交房的新樓盤叫學府新城，樓房蓋得“威武氣派”，而且是集體供暖。新舊對比之下，平房生活的不便顯得更加明顯。
和大多數老城區住戶一樣，老王的房子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歷史。老王一家五口人，家里的兩間房只有40多平米，其中一間是廚房，另外一間兼顧著客廳與臥室的功能。每當兒女回到家，狹小的臥室顯得特別擁擠。平房里沒有獨立衛生間，居民只能去800米外的公廁。今年冬天，當地氣溫常達零下二十度，伴隨著大風，距離遠的住戶出門如廁要走七八分鐘，極為痛苦。每天清早，居民外出倒尿壺成為一道最尷尬的風景。此外，平房最不方便之處就是沒有下水道等公共排水設施和垃圾集中回收站，一些貪圖便利的居民便將生活廢水和垃圾隨手倒在了街頭巷尾。
尚義縣也對平房區的居民環境做過改善。一年前，太平北街的泥土路被改造為水泥大道，但排水和生活垃圾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這么多年，這里的生活環境一直是這樣，這片小區也有居委會，但沒人管”，一位老居民說，連僅有的兩個公廁也沒人負責保潔。由于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缺乏，雖然居住在城區，平房區的居民并沒有感覺到自己作為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
在過去三年，平房區住戶窗外的高樓一棟棟拔地而起，平房區的面積在漸漸縮小。住在平房里的居民，也開始期盼住樓房的生活。
最早聽說這一片平房要拆遷的，是老肖和老王。
因為緊挨著新樓盤的鍋爐房，新樓盤集體供暖后，“我們家天天都有一層黑鍋爐灰，擦都擦不凈，晚上鍋爐房鼓風機嗡嗡的聲音吵得睡不著覺。”老肖說。
不僅如此，平房里曾經一天七八個小時的陽光普照，如今因為新樓房的遮擋，每天采光不足兩個小時。很多平房區的居民開始對新樓盤的開發商感到不滿。
為了討個公道，2011年，老王和老肖結成同盟，找到學府新城的開發商，要求給平房區居民一個說法。開發商的回復讓他們感到意外而欣喜：學府新城以北的這片平房區也要拆遷了。
從此以后，老王和老肖從開發商的討伐者變成了支持者。他們多次向開發商反映老房子的噪音、污染、遮光問題，希望開發商能夠早日拆遷建樓，并主動對這一片區的住戶人口、住房面積等展開調查。
根據開發商以前的拆遷安置標準，老王家的平房和地基還換不來同等面積的樓房。老王家正房加配房、院落的總面積有90多平米，而折算的房屋只有60平米左右。如此，老王還要用約1800元每平米的市場價購買其余30平米的樓房，加上后續裝修，老王還要投入近10萬元才能住進新房。
即使如此，平房區的居民對于生活條件的改善也是迫切的。根據老王和老肖的統計，在學府新城以北“即將被拆遷”的太平北路片區，21排平房的180戶人家中，除兩戶不同意拆遷外，其余住戶都同意拆遷。
但是，當老王和老肖將花了幾個月調查的材料交給開發商時，開發商又表示，開發成本太高，還希望政府能減免一些費用。于是，兩人又找到尚義縣政府分管城市建設的領導，“領導說愿意給予支持，并考慮在土地出讓費用上給予減免。”老王說。
在老肖、老王等住戶看來，拆遷的事已經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就等開發商最終作出開發決定了。
不愛種地的農民
李勇
“今年我和你媽是繼續在家里種點地呢？還是和你一起到上海，我們找點小活兒干？”父親問大學剛畢業的兒子。
這一情景發生在春節過后的豫南某山村。春節過后，又到了兒子告別家鄉，回到城市工作的時候。“家庭會議”召開了，討論的是他們一家今年的發展大計。
在這個山村，以前農民的生活主要靠種地，因為地處丘陵，雨水尚好，種植主要以水稻為主。
而現在，種莊稼在這個山村的重要性已經大不如前了。走在村子里，你很難看見牛的蹤影。牛曾經是這個尚未推行機械化耕作的山村最主要的勞動工具，往年，你會經常看見村民牽著自家的牛出來喝水、方便。這一變化意味著，村里種地的人越來越少了。
一位70歲的老者說，現在村子里種地年齡最小的也是60年代人。有意思的是，春節期間，在村子里，人們打起招呼來，也不再是問“你今年的收成多少？”而是問“你在外面掙了多少錢？”
不種地的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人在干啥？
有些經濟基礎的，將孩子留給老人照顧，在冬季外出充絨(做羽絨服)。“雖然那幾個月在外面過著極其艱辛的日子，但生意好點，我能掙個10來萬，這在農村已經不錯了。”一位外出充絨的老板說。
而充絨這個活計，已經成為這個山村甚至所在縣的主流產業之一，因為每一撥出去充絨的都會需要至少五六個勞力，包括裁剪、打雜等不同工種，工資從1萬到3萬元不等。
有些有學歷的80后、90后則進入工廠，以去江浙、廣東為主。在村子里，一位1986年出生、上過高等專科學校的青年說，“現在讓我種地，我都不知道從哪兒開始，在廠子里上班，一個月4000多元，沒活兒干的時候還可以和工友們 斗地主 ，不比種地強？”他發愁的，只是還沒找到媳婦兒。“在農村找媳婦兒，動輒要求在縣城有一套房。結婚晚了吧，家里又催得緊，每次回家過年壓力都不小。”
圍著火爐，家庭會議還在開著。父親點燃了一根煙，算起了賬：去年，家里種了3畝田，應節時，種了一些西瓜和棉花。雜七雜八的成本除掉，把全部的糧食、棉花、西瓜賣掉，掙了不到2萬元。
母親接著說，“如果我和你爸到上海，每人找個每月一兩千元的工作，一年下來也不止掙2萬元。相比較種地，種地太累了，每年到了栽秧時節，腳都泡在水里，腰也直不起來……”
兒子聽了，心疼父母，表示今年將父母接到上海，租個大點的房子一起住。
可是父親又猶豫了，聽兒子說換個大點的房子住，每個月房租得2000多，“掙的夠交房租嗎？”
家庭會議陷入了沉默。
一起沉默的還有這個山村。春節一過，除了極少的種地人留在家里，外出的都已經開始出發，老人、兒童成為這個山村的留守人，他們又在期待著來年春節的短短相聚。
正在消失的鄉村學校
趙劍云
春節回家，跟老同學聚會、回憶過往，是很多“回鄉客”的重要活動之一。然而，最近幾年，“母校沒了”、“老師走了”，成了很多“回鄉客”的感慨。
幾年前，位于桂林北部的全州縣紹水鎮還有3所初中，現在，只剩下了紹水初中一家；高中也由此前的兩所變成了一所；很多村里的小學教學點(也叫分校)，也幾乎消亡殆盡。
記者曾經就讀一、二年級的小學教學點，如今已經被當地村民拆掉用于建房。昔日的教室已變為工地，堆滿了磚頭。而記者曾就讀的初中也已經被合并，“降級”為小學了；據住校的老師介紹，除少數幾個老教師留下來了之外，絕大多數老師都搬走了。因為無人居住、修葺，許多教師宿舍開始破敗。透過窗戶，還能看到屋頂掉落下來的瓦片。
幾年前，全州縣共有40多所初中，目前只剩下23所。據全州縣教育局局長蔣邦勇介紹，目前紹水鎮僅剩的一所高中，在未來3年左右的時間里，也將面臨被撤銷的命運。其他鄉鎮的高中也將面臨同樣的命運。
近幾年，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入學人數減少，是很多學校撤并的一個原因。同時，生源外流和教育資源兩極分化更是加速了各級學校的撤并。
據當地一位教師介紹，最近三四年，紹水鎮的幾所初中，已經連續幾年在全州縣的中招中“剃光頭”了(即沒有學生考上當地最好的高中——全州縣高級中學)。而在往年，紹水鎮每年會有幾十名學生考上全州縣高級中學。
在很多家長看來，自己的孩子如果能夠考進全州高級中學，未來考上一所好的大學，就是一個大概率事件。而“剃光頭”的情況，讓部分家長對紹水鎮的兩所初中失去了信心。他們紛紛將自己的孩子送到縣城和其他鄉鎮教學質量較高的學校就讀。這就造成了很多優秀的小學畢業生外流。
為了更好地整合教育資源、提高教學質量，全州縣教育局對紹水鎮原有的初中進行了撤并。實際上，按照國家教育結構布局調整的方向，初中要向城鎮集中，高中要向城市和縣城集中。“我們原則上每一個鄉鎮就辦一所初中。”全州縣教育局黨組副書記唐智民說。
以往，全州縣的高中生錄取依據是分數，現在是等級。全州縣高級中學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示范性高級中學，招錄的基本上是一等、二等的學生。三等到七等的學生則分別集中在縣城里的另外兩所中學。剩下的八等到十等學生才是鄉鎮高中的錄取對象。
這就加劇了鄉鎮高中生源的緊缺。生源緊缺導致經費不足，這就使得很多鄉鎮高中運轉比較困難。
這樣的情況，讓全州縣教育局覺得撤銷鄉鎮高中很有必要。為了承接鄉鎮高中生向縣城高中轉移，近幾年全州正在縣城全力建設全州縣高級中學分校，預計在未來幾年投入使用，將能夠容納六七千名學生。這一“容量”，完全能夠容納目前所有鄉鎮高中的學生。
除了中學，小學也隨著城鎮化的進程在逐漸集中。離紹水鎮鎮政府不遠的紹水市場完小，就顯得有些“人滿為患”。
據紹水鎮中心校校長趙名富介紹，目前紹水市場小學在校人數已在1600人左右。相較前幾年，幾乎翻了一番。為此，學校去年又新蓋了一座4層的教學樓。而之所以有這么多學生向該小學集中，他認為，除了學校的教學質量高以外，城鎮化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最近紹水鎮經濟發展得比較好，很多農村人都搬到了鎮里居住和做生意。
同樣的情況，縣城里的中小學校，也都存在。唐智民認為，是老百姓清楚地看到了教育的城鄉差別，“所以他們想盡辦法，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教育資源和教育環境比較好的學校”。
撤并與集中辦學總體來說，有利于改善教學條件，優化教學資源的配置。不過，也有些老百姓并不認可，“他們想就近入學，哪怕你一個學校就十個八個人。”蔣邦勇表示。
蔣邦勇說，此前，按照國家的教育政策，小學要向鄉鎮集中。但近年來，有的教育主管部門對其進行了反思，結論就是：原來的撤點并校問題有點走過頭、擴大化了。為了保證就近入學，避免引發上學難等新的問題，全州縣在撤掉很多鄉村小學教學點之后，依然極力保留各個行政村的村小學。不過，這些村小學的入學人數普遍很低，最少的一個小學只有6個學生。在這樣的背景下，最后也會有少數小學辦不下去。
據當地老師和教育主管部門反映，現在大學生不包分配，很多師范院校的學生在畢業后不愿意去農村小學任教。這使得目前全州縣小學老師非常緊缺，小學教師老化問題嚴重。
比如妙山小學，只有幾個學生，在學校唯一的教師逝世后，該校學生都轉到了鎮上讀書，學校隨之徹底停辦。福壁完小現有5名老師，其中4個年紀在56歲以上，他們過幾年退休后，該校也將只剩1名老師。
當地教育部門也在想方設法解決這一難題，但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照此下去，可能還會有學校難以避免被撤銷的命運。
再見，窯洞
白朝陽
甘肅省東部，溝壑縱橫，墚峁交織，這里是黃土高原黃土層最厚的地方，而位于甘肅東部的慶陽市則是窯洞最多、最稠密的地方。幾千年來，窯洞是這里唯一的住宅形式。廚房、臥室、貯藏室、廁所，甚至雞窩都是大大小小的窯洞。
然而現在，這里的窯洞正被廢棄。隨著城鎮化的加速，一片片新瓦房拔地而起，窯洞幾乎徹底淡出了慶陽人的生活。
“20年前我家蓋瓦房時，村里住窯洞的人還很普遍，蓋瓦房是件新鮮事。而現在，住窯洞才稀奇呢！”家住慶陽市正寧縣佑蘇村的白剛(化名)這樣感嘆道。
在正寧縣，幾孔窯洞可能是幾代，甚至幾十代人共同的住所。據當地人介紹，以前要在溝邊挖一個4孔窯洞的住宅，至少需要3到4年的時間。因為在當時，單輪的架子車很少，一個村就那么幾個，農民只好一頭一頭把土挖出來，再用擔子挑出去倒在溝邊。
如今，很多人都搬出了窯洞，住進了瓦房甚至樓房，但對于那些生在窯洞、長在窯洞的老年人來說，窯洞對他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遮風擋雨的住所，而且是生命的一部分。
在佑蘇村，九成以上的窯洞都已被廢棄，由于沒人修葺，很多窯洞塌陷成了“危窯”。70多歲的李大爺和老伴至今仍然住在窯洞里。當地人認為，從風水上講，窯洞越隱蔽越好。李大爺的窯洞坐北朝南，面朝大溝，不易發現，算是“上品”。
穿過一個深長漆黑的“洞子”，一個一人高、一米寬的大門咯吱作響。進了大門，大大的院子掃得很干凈，掃帚掠過泥地留下的痕跡清晰可見。院子里摞著半人高的玉米棒子。貼了對聯和門畫的窯洞，像涂了胭脂的老奶奶一樣，煥發著節日的笑顏。
“我的孩子們都先后搬到瓦房里去了，我不愿搬，死也得死在這窯里。” 李大爺抽著煙，顯得非常平靜。他說，自己就是這孔窯洞里出生的。他的父親、祖父都是。
在正寧，住人的窯洞都有土炕。冬天被燒熱的土炕就是窯洞的“暖氣”。有時候土炕和灶臺連在一起，做飯時產生的熱量也不會被浪費掉，可以進入土炕被二次利用。
在李大爺看來，“窯洞最大的好處就是不會起火”，在農村，人們習慣把柴草、牲口飼料都堆在房里，如果是土木結構的瓦房，則冬天燒炕時很容易引起火災，而住窯洞就不用擔心，“基本上全是土，土不會著火”。另外，“住在窯洞里都很少得病”，李大爺說，現在村里規模化養豬的人很多，一些廢棄的窯洞被改造成了豬圈。去年，養在磚瓦豬棚里的豬很多都患上了口蹄疫，但是養在窯洞里的豬卻很少得病。
當然，窯洞的弊端也很明顯。由于挖窯洞需要借助坡地，修建在溝邊，所以農戶會居住得比較分散，很多公共設施無法跟進。現在新建的瓦房大多集中在遠離溝壑的平地上，自來水結束了過去架子車取水的日子，電燈代替了蠟燭和煤油燈，水泥村道也取代了過去的土路。
如今在正寧，為數不多的窯洞家庭里，有些是像李大爺一樣因為“有感情，舍不得”，有些則是因為窮，沒有錢蓋房，不得不留在窯洞里。
“說窯洞冬暖夏涼，那是自己騙自己，誰不知道住在瓦房里灰塵少，進出不用爬坡，方便舒服？”至今仍住在窯洞里的白奇(化名)指著自家的窯頂說，住在窯里吃水都是問題，去年村上供自來水，他只好在窯頂上打洞，把水管子引下來。
如今，住瓦房的人多了，統一規劃的新農村住宅也成了時尚。然而，由于正寧縣新農村住宅10多萬的價格和備受質疑的房屋質量，讓很多農民目前仍在猶豫是否購買。
“新農村，一套10多萬，這對一個農民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又聽說新農村住宅質量不好，不值那個錢。”白剛抽了一口旱煙，若有所思地說，“可是娃也快娶媳婦了，總不能再在老房子里娶了。”白剛顯得很是矛盾。
挽救哈爾濱“老味道”
馬玉忠
建筑，是哈爾濱市很好的名片。
哈爾濱作為頗具殖民色彩的城市，其近代建筑中獨特的風格類型——“中華巴洛克”，就是基于中國傳統建筑及歐洲巴洛克建筑風格之上的一種近代折中主義建筑類型，是“中西建筑交融”傾向的很好例證。
哈爾濱的“中華巴洛克”建筑，大多建于上世紀10—30年代。彼時的道里區及南崗區成為俄國人的“國中之國”，而當時的“傅家甸”(現道外區)處于中東鐵路的附屬地以外，是中國居民的集居地。隨著“闖關東”移民們紛紛踏至，一批精明干練的民族工商業者開商鋪、辦工廠的范圍、規模逐漸擴大，“傅家甸”已顯現出商業中心跡象，出現多家老字號商鋪，這些民族工商業者紛紛效仿道里區、南崗區的洋人，在道外區腹地建設自己的“小洋樓”，并融入了中國傳統的、民族的建筑理念，于是便誕生了中西合璧的中華巴洛克式建筑群落。
中華巴洛克街區歷史悠久，文化積淀豐富，建筑、院落、街巷、民俗文化反映著哈爾濱城市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承，代表這一地區的發展脈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人文價值。
然而，歷經百年滄桑，舊時的富商宅邸現今已成為數十戶百姓共同居住的雜院或挪作他用。雖然基本保持原樣，但因年久失修，磚木結構的外墻體均有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損。此外，居住活動于此的百姓，并未意識到所居老宅的價值所在，廣告牌匾隨意地披掛在建筑立面上，墻立面的花飾、雕花圍檐每時每刻都在遭受著摧殘，許多典型建筑的墻體已經出現裂縫，局部塌陷，成為危房。
由于該建筑群落內只有上水，冬天污水當道，夏天泥濘不堪；區域內道路狹窄，缺少集中供熱、下水、煤氣等基礎設施，百姓出行不便，生活環境條件很差，加之私建亂建嚴重，存在極大火災隱患。據統計，該區域內有7941住戶，人口兩萬多人，人口密度堪稱哈爾濱市最高，一度成為該市著名的“棚戶區”。那些屹立在漫長的歲月中，見證了無數跌宕的故事，也見證了曾經的繁華的中華巴洛克建筑群落，被快速發展中的大規模城市建設洪流吞沒，“中華巴洛克”這一典型的中國近代建筑風格，隨時都有消失的危險。
2010年1月，哈爾濱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實施中華巴洛克保護更新項目建設決定，在總體定位上突出哈爾濱歷史文化名街品牌，將中華巴洛克歷史文化街區打造成哈爾濱歷史文化博覽中心、民俗文化展示中心、中華巴洛克建筑藝術中心。
哈爾濱“中華巴洛克”歷史文化街區，總用地50.27公頃，按照“修舊如舊、落架修繕、更新與改造、拆除新建”的原則進行保護性搶救及改造的同時，同步實施周邊道路、停車場等配套設施建設；植入新的業態功能，形成集商業、旅游、文化、特色餐飲于一體的多功能核心區，推動傳統商業和新興產業有序轉換與銜接，重現老道外開埠時期商業街區的獨有魅力。
繁華過，衰落過。如今，隨著中華巴洛克保護更新項目的建設，這片全世界保存最完整、最大的中華巴洛克建筑群落，終于重回當年。
挽救的不僅僅是建筑，更是歷史文化，它喚醒的是人們對歷史的回憶及眾多“老味道”的回歸。
那些消失的舌尖美味
侯雋
過年同學聚會，望著一桌子的大魚大肉，忽然有人感嘆：“其實我最想吃的是以前學校門口賣的燒餅夾豆腐串！”所有人不約而同地感嘆，每年回到家鄉，承載著記憶的東西越發屈指可數，尤其是當年記憶中那些舌尖美味慢慢消失了。
燒餅夾豆腐串可以說是高中整個三年的課間加餐，每到課間，就有兩個老太太推著小推車來到學校門口，同學們蜂擁而至。只要那干凈利索的老太太打開鍋蓋，一股熱氣與香氣就撲面而來，老太太先把豆腐串拈起來放入調料罐中拌一下，然后塞入切開小口的燒餅肚中，再放入海帶絲、黃瓜絲、土豆絲，還有鮮嫩的綠豆芽，最后再撒上調料。一切動作二三十秒就完成了，輕巧嫻熟，轉眼間燒餅就變得胖嘟嘟圓滾滾的了。拿在手上咬一口，香辣可口，豆腐串愈嚼愈香，而且只要8毛錢一個，可謂是物美價廉，還絕對吃得心滿意足，然后安心繼續去上課。
緊鄰燒餅攤兒還有一個賣粉漿面條的，這是一種用豆漿發酵制作的面條，都是推著小推車叫賣，價格一元錢一碗，非常便宜。只要到了大課間，這些小攤前就會排起長長的隊伍。當時，我們深知時間的寶貴，幾乎做所有的事都是一路小跑，同學之間也省去一切廢話，以免浪費時間，大家現在回想起來，如果誰一次兩樣都能買到，絕對令人羨慕。“據說現在開封還有，上次回家我開車兩個小時跑去找，但不是當年的味道，那是記憶中的味道。”同學感慨地說。
燒餅夾豆腐串和粉漿面條是由于在物質匱乏年代才出現的草根食品，這種小推車叫賣隨著生活方式的轉變漸漸消失。而另一些食品，則是由于制作比較復雜，也在春節的餐桌上不出現了，比如說花糕、糖畫。
蒸花糕以前是北方人在春節期間家家戶戶都要做的面食。北方地區春節有蒸花糕送客的習俗，且蒸的花糕重量越重，越顯示出對客人的尊重，不但增強了春節喜慶的氣氛，還寄托了人們對新年新生活蒸蒸日上的美好愿望。但是由于制作比較復雜，尤其制作大花糕需要特定的專用蒸籠，城市中已經很難再看到其身影。
和現代人迷戀星座不同，以前的人特別重視農歷生肖，尤其是在春節會給孩子買個生肖糖畫，好吃又好看。制作糖畫的工具很簡單，只要一鍋熬好的糖、一把炒菜勺、一塊大理石板就行，但是對制作人的要求非常高，需要用小勺在畫板上勾勒出傳神的生肖圖案，畫的時候勺背上不能沾糖，否則就會有拉絲，影響效果。賣畫糖的一般有個挑子，兩頭，一個是轉盤，一個是畫盤，轉盤上有十二生肖，上面懸著一根針，轉到哪里停了，便給顧客畫上這個糖畫。
記者今年在家鄉的廟會發現了糖畫，但是圖案非常簡單，和兒時回憶中那些栩栩如生的生肖圖案沒法比，糖畫制作人小衛告訴記者：“我是向我父親學的，但是遠不如他。因為熬糖就很考驗功夫，首先需要紅糖、白糖、冰糖按照一定比例融合，熬糖也得講究火候，火大了顏色不好看，火小了太軟不好成形。此外還必須會畫畫，比如做個龍還要勾勒出鱗片，自己制作糖畫純屬玩票，回饋一下親友。”
或許這些東西真的只屬于過去吧，屬于那樣一段特定的時期，就像過去的一些人和事一樣，只能在回憶的縫隙里偶爾閃現，卻無法真正走入現在的生活。可不知為什么，夜晚深深淺淺的夢里，總會有這些小吃的香味，也時時在夢中縈繞，無法釋懷。也許這就是鄉愁，因為思念家鄉，所以總懷念家鄉的菜，不論走到哪里，不論吃過多少美味，總想吃的、最喜歡吃的還是家鄉的菜，這才突然明白了，自己一直以來的懷念和尋找，原來，是因為太懷念那段生活。
曾經以為最想要去的地方是遠方，如今身在遠方，卻發現，最難回去的，卻是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