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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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中國到處大興土木，一線城市蓋高樓不舍晝夜，新房子如雨后春筍，就算是偏僻鄉村，也是蓋了拆、拆了蓋，折騰個沒完。大概拆房蓋房是中國文化基因中最穩定最持久的一部分吧。在外鄉發跡或小有成就者，回到家鄉不斷地拆舊屋建新房，甚至于村里縣里市里多處開工，即便讓其長年空置也無私毫惋惜。村里人一旦富裕，連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祖屋也會嫌其不夠氣派，不斷地推倒重建。
大家聚在一起，談論最多的是某某人今年在哪兒建房了，某某人在哪兒買房了。房子對于中國人來說，真的是終生頭等大事。幾年來縣城周圍的城鄉結合部，建起了大量的新房子。這些房子都是人們私下轉讓土地后，由買方雇人建起來的。這些年，離縣城較遠的村民外遷成為風潮，鄉親們告訴我，不少規模較小的村子已經成功舉村外遷，遷出2/3戶數的村子不在少數，遷出比例最小的也已過半。在搬走的人中，這種近距離朝城市邊緣遷移的占主流，真正通過購買商品房方式進城的，估計十不到三。問其原因，一是自建房單門獨院，符合傳統居住習慣。二是商品房太貴，好一點的到了3000元一平米，根本買不起。
這種遷移式自建房產生了一些問題。首先就是這些私下土地轉讓處于法律邊界之外，既沒有許可、證件，也沒有在國土部門登記造冊。起初交易的是城郊村民的富余宅基地、菜地、閑置地、池塘壩堰填埋地之類，隨著這些非生產用地的減少，這兩年買賣耕地越來越多。出售主體既有城郊的村民個人，也有村集體，甚至還聽到很多村中“強人”偷賣或強賣集體土地以自肥的故事。至于這種土地交易的規模，雖沒有看到統計數據，但直觀判斷，自建房已大大超過原縣城建成區的規模。
其次，這種“城市化”路徑在規劃和公共服務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一方面私建房完全無規劃或基本無規劃，上下水、燃氣、綠化基本無人組織。相關的教育、衛生、文化方面也無配套。既影響了城市美觀，又浪費了土地，城市化提升生活品質的潛力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如此大量“違法建筑”的出現，是人口密度小的產物？還是總體規劃滯后的結果？現有法律不允許農民宅基地交易，因此，合法的城市化只剩下“國家征地——二次轉手——商業開發”這一條路了。城市化、土地制度、規劃，三者之間如何統一？我們會不會為戰略眼光的缺乏而付出沉重代價？令人深思。
在人們的印象中，城市化是農民進城，改掉村民身份，享受有規劃、有公共服務的市民生活。然而，從家鄉的情況看，卻不盡然。買地建樓，對多數人來說只是移了一個位置而已。如果說公共服務，除了小孩子能接受稍微好一點的教育之外，基本和住在老家差不多。
與城市化緊密相關的另一問題是產業。按理說，接近市場是工業化過程中人們遷移的最根本經濟動因。但事實上，縣城并非大多數人的職業依托所在，大多數在縣城起樓蓋屋的年輕人還是到外地打工，家中只留下老人和小孩，遷移到縣城的人所依托的產業，主要還是沿海地區或其它大城市。就算在縣城里務工經商，由于村村通公路，騎摩托車上下班，耗時也不過二三十分鐘。可見，就業并非人們遷居的主要動因，發達國家歷史上人口聚集圍繞產業轉的情況，似乎沒有在中國重演。
這次到農村去走親戚，閑聊中得之農村的產業結構已發生了令人難以相信的變化。首先是農民幾乎不種田了，其次是農民幾乎不搞副業了。這種變化所蘊含的重大經濟意義，似乎還沒有被經濟學家所充分重視。
農民不種田，大量土地拋荒。部分是因生產效率提高，耕牛犁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景象因機械化、集約化的推進，已基本消失。絕大多數農民已不再種地，年輕人已幾乎完全不諳耕作技術，以至于十家農戶八家要買米買菜。做飯都用上了液化氣，野生動物越來越多，森林保護不再是難題，春節上山掃墓，荊棘滿道、山路難行。
更令人意外的是，現在農民基本上已不搞手工業、家庭養殖業和副業了。在森林資源豐富、20年前幾乎人人都會作木工活兒的家鄉，村民們的家具現在竟然大多要到城里去買。現在幾乎沒人養雞養豬了，找幾個土雞蛋已非常難，屠戶都基本無活兒可干了。雞和豬，照例是在農村養，只不過換成商業化、產業化了。20年前，筆者經常向父輩抱怨農村人什么都做，一點專業化和規模效應都沒有。這個抱怨今天才算有了回應！不僅養殖業產業化了，據說有人還盯上了拋荒地，愿意租來搞農業和園林業，并支付工資反聘土地主人來為其工作。也許是在城市呆久了，我真有點不敢相信農村告別小農生產方式速度如此之快，也簡直不敢相信商業化、產業化運作水平達到如此程度。
家鄉經濟應處全國平均水平，所見所聞，讓我們不需借助官方數據，也可以完全不顧學術上的界定就可得知：中國的去農業化(工業化)業已完成！中國已經沒有農民了！二元經濟從產業角度看已基本消失！現在的二元體制主要是地理上的和制度上的。因此，中國面臨的不是工業化問題，而是工業化如何升級問題。同時，對于一個標準80后農村人來說，出生地(農村)、遷移目的地(縣城)和就業地(沿海為主)都是分離的。這種迥異于經典模式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地理割裂狀態，提出了很多挑戰。提高城市化效率、順應產業意義上的二元體制的終結，很可能需要終結土地制度上二元體制，這是一個關鍵點，也是一個難點。 （黃小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