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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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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機構：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
承辦機構： 馬奈草地國際俱樂部，北京誠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主講人：資中筠：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原所長，資深學者
主持人：李津逵：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
時 間： 2012-09-08
地 點：馬奈草地國際俱樂部
我最近這一段時間內想重新好好研究一下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它的起因和后果是怎么回事，因為它還有現實意義?，F代法西斯主義是現代社會的，工業化以后的產物，跟過去皇朝專制有共同點，但是有區別的。
希特勒其人
希特勒出生卑微，野心非常大，并不是完全不學無術，他從歐洲的歷史里吸取了他所要吸取的經驗教訓。他經歷過非常窮困潦倒的生活，很了解底層老百姓的需要，但決不認為自己是他們中間一分子。他認為自己是天生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他攻于心計，擅于利用時機，不擇手段，敢于冒險。他有非常高超的演講能力，在群眾中的煽動性很大，他最高的目標是復興大統一的德國，深信日爾曼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
除了極端種族主義這一點之外，納粹思想的幾個特點具有普遍意義：第一，完全抹煞個體，一切服從國家的需要，國家至上；第二，反對議會民主，深刻批判它的弱點；第三，厭棄法治，認為法律很討厭，他自己就是法律。他的基本觀念是蔑視法治的。第四，相信宣傳的力量。他認為德國軍隊是最優秀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被打敗，不是仗打的不好，是被宣傳搞垮的。一方面是敵國的宣傳，另一方面是國內所謂“叛徒”瓦解士氣的宣傳——指戰爭后期打不下去而主張議和。另外他認為德國人民是很好欺騙的，他說對他們不要講邏輯，那些道理是給知識分子聽的，民眾要的是非常簡單的口號和結論，不斷的重復就可以打動人心，就可以煽動群眾。因此納粹黨的宣傳部是非常強大的，我們都知道戈培爾。第五，團結群眾不能用愛，而必須用仇恨。各個群體都只顧自己的利益，團結不起來，給他們樹立一個共同的敵人，就能產生凝聚力，把各種人的一切苦難根源都歸罪于這個敵人，那么他樹的這個共同敵人就是猶太人！這是很有效的。第六，在國際關系里，從來不相信通過貿易、和平競爭能夠使德國繁榮富強起來，而相信暴力和戰爭。希特勒提出有名的“生存空間”說，赤裸裸地提倡德國人向外擴張，奪取所謂“生存空間”。他認為殖民地已經被英、法等國瓜分完了，非洲不值得爭，要在歐洲擴張。他想要的是斯拉夫人的土地，早就看上俄國的大片領土，認為俄國人占這么大的地方不公平，德國人應該把優秀的種族傳播到那個地方去。所以打俄國是蓄謀已久的。
概括說起來的話，納粹的法西斯主義就是頂層一個被神化的領袖，高度集權，理論上兩根柱子：一個極端民族主義，也可稱國家主義；另外一個是民粹主義——仇富、排外，這是動員底層百姓的兩大法寶。
希特勒上臺的經過
在那些反對民主制度的人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選上去的，這是誤區。納粹能得勢，的確是靠前面講的煽動，曾取得大批群眾擁護，但是希特勒正式成為國家元首不是靠民主選舉，而是在不斷破壞民主制度的過程中，靠陰謀詭計一點點把權力奪過來的。
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敗涂地，被迫接受條件苛刻的《凡爾賽和約》，對戰勝國進行高額賠償，經濟枯竭，馬克貶值，民不聊生，而且民族感情上受了很大的屈辱，跟戰前一段時期的繁榮昌盛呈鮮明對比。在那種情況下，以優秀的日爾曼民族要復興為口號，一定能贏得廣大人心，這是納粹得勢的基本條件。
希特勒在1922年成立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綱的要點是德意志民族統一和恢復領土；全面反對猶太人；集權于一個黨一個領袖；提出生存空間，保持純粹人種的德意志國家；否定凡爾賽條約，不再付賠款利息等等，還有維護工人利益，打擊財團。最后一點很得人心，但是從來沒有實現。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組織了啤酒館造反。他的“沖鋒隊”是失業工人、流氓、小偷、無業游民，對前途渺茫的失學青年組成的烏合之眾，就是他的打手。他利用這群打手，在德國巴伐利亞邦長官卡爾在啤酒店做演講的時候，把他抓起來作為人質，要他公開聲明同意納粹的主張。但最后他失敗了，被抓去坐牢。他在獄中找人口授了《我的奮斗》一書，總結了經驗教訓，形成一整套思想，決定放棄武裝暴動，靠在現有制度下博弈奪取政權。
出獄以后，希特勒威望更高，他就用上面講的納粹黨的口號到處去煽動群眾，特別是提出要讓大家有面包和工作，為納粹黨贏得了很多選票。他一方面表現出同情工人，反對財團，但是私下里跟非猶太人財團的老板去會談，許諾了他們很多好處，所以他兩邊都討好，財團給錢，工會有群眾，逐漸壯大勢力，成為議會中的大黨。
他還用各種謊言和威逼利誘達到他的目的，利用了各個黨派之間的矛盾，玩弄議會規則，用各種手段把對手一個一個搞下去?！皣鴷v火案”栽贓共產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又通過各種綁架、暗殺、打砸搶等等，造成國家危機狀態，然后利用《憲法》的一個條款：危機時候可以解散國會重新改選。在短短幾年中搞了四次這種花樣，最后一次適逢興登堡總統去世，他篡改遺囑，奪取了總統的位子，從此自封為“元首”。
希特勒的納粹統治
一旦大權在握，希特勒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是通過《紐倫堡法》，正式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以后對他們迫害逐步升級，直到種族滅絕，這是德國納粹的“特色”。以下講幾點有普遍性的：
第一，焚書坑儒。把過去許多優秀作品，主要是猶太作者的，但也包括其他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的書籍，都從圖書館以及人家中搜出來燒掉，敢不交的，一經查出就治罪；“坑儒”是就采取各種辦法，清洗和改造整個知識分子隊伍。他的“帝國宣傳部”權力大無邊，對出版、新聞嚴格管制，把本來存在的各種民間文化團體、行業協會等等全部由納粹黨掌控起來。
第二，教育清洗。從小學中學開始黨化教育，灌輸一個信仰、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思想。原來高校校長是教授委員會選的，現改由政府任命，對教授進行甄別改造，主管教育的頭頭自豪地說，在自己努力之下，學校不再是一個玩弄學術的機構，而是忠于元首的政事機構。在正規學校之外，成立各種特殊的青年培訓學校和黨校，強化思想訓練，而且還要求體魄強健，進行斯巴達式的軍事訓練。從小學生開始，各種年齡段的青、少年都組織在某種組織中。造成廣大青少年不聽家長的，而是聽組織的。
第三，破壞法制。改造法院，成立“人民法院”，改變法官的成分，減少專業法官，從納粹黨和軍隊內派人。對個案的審判，他隨時可以干預。同時操縱議會制定和廢除法律。但是這還是在法內，終究還要走程序，礙手礙腳。于是在法外成立“秘密警察辦公室”，其縮寫就是人人談虎色變的“蓋世太?！保梢圆唤涍^任何法律手續抓人，又發明集中營，可以不經過審判把人無限期關起來，強制勞動，過非人的生活。
第四，控制和發展經濟。任何統治沒有財力的支撐是不行的。納粹德國最初的經濟來源有兩個，一是沒收大批猶太人的財產，銀行、企業，這筆財富是很可觀的；二是非猶太人的財團給他的資助。用這些“原始積累”購置設備，發展工業，重點發展軍事工業，逐步解決失業問題。搞鐵飯碗，壓低工人工資，工人一旦被雇傭，就永遠不能再換工作，工會完全歸入納粹黨的領導下，工人不能再搞請愿罷工之類，同時廢除原來的福利制度，把工人的娛樂生活也統一起來，完全由組織安排統一的休假、旅游。工人一般也還接受，因為勉強溫飽總比失業好。
第五，剝奪了地方自治權，地方官都由納粹黨指派（原來德國的各州是高度自治的），實現中央集權。
第六，拉攏少壯派青年軍官。老一代軍人一般看不上他的作風，還有原來的傳統和原則。而年輕軍官在和平時期要上升是比較慢的。希特勒的民族復興的口號和戰爭計劃正好滿足他們的野心。爭取軍人的支持，對他當然很重要。
1936年他辦了一個奧運會，對內把德國人的榮譽感調動起來，對外欺騙國際，造成他是要和平的假象。在這些都準備好了之后，他就開始發動戰爭了。
法西斯專政的特點
我還想著重講一下法西斯統治跟過去的皇權專制有不同的地方，那就就是政教合一，人身與精神控制高度結合。過去的皇帝不出思想，不兼做哲學家?？档聦﹄璧铝掖蟮壅f你做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哲學家，二者互不干涉。即使在中國皇朝專制時代，鉗制言論、興文字獄，但是價值體系是由讀書人來支撐的，是否符合圣人之教，解釋權威在碩學大儒，不是當朝皇帝。中國沒有統一的宗教，老百姓求神拜佛皇帝不管；歐洲原來有宗教信仰，有基督教、天主教，而納粹就是以元首的思想取代宗教信仰。希特勒絕不會放過教會。先撤換教區主教，用納粹黨的牧師傳道，以后成立國家的教會委員會，把所有宗教統一起來。最后《我的奮斗》就代替了《圣經》，放在神壇上。而且家家必備。君主是不管人的靈魂的。信仰上帝的人把靈魂交給上帝，但是上帝不可能介入到日常生活，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的時候，教皇、紅衣主教的權力很大，但也還沒有達到那個地步。納粹的統治深入到每一個角落，組織力量非常強，元首絕對權威，每一件事都一呼百諾，個人從靈魂到日常生活都在組織之中，這是法西斯統治的特點。
啟蒙的意義
領袖之所以成為神，靠的是有大眾對他的膜拜，如果沒有人拜他，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沒有經過啟蒙的民眾很可能成為法西斯的土壤。一個民族，如果沒有獨立的人格發展，沒有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判斷是非的傳統風氣，就很容易跟風。特別是在對自己處境不滿意，社會矛盾突出時，如果有人登高一呼，說我們的苦難都是由某人或某一類人造成的，跟著我打倒他，就可以得救，大家就很可能把他當做救世主，盲目追隨，做出喪失理性的行為。跟風這個劣根性在每個人身上都可能有。人都有怯懦的一面，明明知道不對但不敢站起來反對，這個怯懦很可能轉化成殘忍，殺人放火都可能去做。因此，啟蒙教育就是與愚民宣傳相對立，要讓每一個公民發展獨立的人格，培養自由的精神，加強理性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才不至于成為法西斯野心家的群眾基礎。希特勒當年依靠的兩大支柱：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現在還有現實的危險。
沙龍現場互動
秦佑國（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資先生是我們的老學長，我特別贊成她說的。我的祖父祖母大字不識，但他們會告訴你做人應該怎么樣！我們這一代人最缺乏的就是道德觀念，即使到今天光講素質和能力是不夠的，素質之外還要講氣質，能力之外要講修養，能力修養和道德修養。我們國家這么多年旨在培養專業人士。啟蒙其實在教育中間，最近我和學生們常討論的是，當普通民眾被盲目煽動起來后是十分恐怖的，也是讓人很擔心的。
資先生講到法西斯和希特勒，我想從建筑史的角度談談法西斯的建筑風格。希特勒或者法西斯喜歡什么樣的建筑？在形式上，意大利的法西斯建筑很注重對稱的布局，強調有對稱的軸線。它追求古典主義，這個古典主義并不像文藝復興時期建筑那樣明朗，顯得非常冷漠。從風格上，法西斯的建筑是簡化的古典形式，希特勒廣場閱兵的建筑肅殺、冷漠、夸張。希特勒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建筑師，想建一個類似古代羅馬的建筑，要容納15萬人的規模，他喜歡羅馬，因為羅馬是帝國。他的美術作品非常建筑化，他的水彩畫連現在很多學建筑的人都畫不過他。我們不去追究他年輕時繪畫到底怎么樣，他經常在夜晚把民工召集起來開會，探照燈照的光柱，是他要營造的氣氛。
梁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首先我要表達對資先生的敬意，作為一位女性，如此優雅、敏銳，關注到當代緊迫的現實，是特別值得人敬佩的。我有兩點啟發：第一，用歷史關照現實。歷史的形成有一定的土壤，恰恰需要我們這一代去慢慢修理。之前我們總把希特勒看作歷史的腫瘤，認為他是一個怪胎，可以割除，實際上將他放到那個時代就不難發現，希特勒有生長的土壤，有群眾基礎和心理基礎，又有政治環境，還有那個時代德國的現實。我們的文革也不是群眾突然迷信了、變傻了，它是在一種制度和環境下誕生的，是在一個領袖一個信仰下的必然產物。第二，一定要回規到常識。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都在探討歷史的生成，但很多時候我們缺乏常識性的理解，而是在支言片語里想當然地進行判斷。我們需要對歷史的邏輯進行追究，而不是作為既成的概念。如果缺乏歷史的經歷，又沒有一種溯源性，知識分子就很難保證有獨立的思想，永遠是在人云亦云。
張幼云（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總體來說我是比較樂觀的人，但是談到現在中國下一步怎么辦，我就不那么樂觀了！您講到法西斯和啟蒙的重要性，如何進行啟蒙？我覺得啟蒙就是要掃除愚昧，從個人層面要掃除愚昧，從國家層面也要掃除愚昧。從您那里我能聽到真正發自內心的憂國憂民的心聲，我們如何真正推動這樣的啟蒙工作？正如你在香港說的，我們的教育再不改革，我們的民族都會退化！
王忠明（北京著名名家大講堂發起人）：您內心想的問題如此深重！知識分子是敢于對權利說“不”的人，您就是其中一位。您談到希特勒時，我就在想：我們人類是否已經智慧到能夠完全避免希特勒的悲劇呢？還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夠永遠跟希特勒告別呢？這種動亂的因素是永遠尾隨著我們人類行進的嗎？這些問題讓我們不斷去反思，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去面向未來。
李迪華（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我關注“啟蒙”始于2005年，當時有一個特殊的環境，我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全國各高校來的30—90位研究生，在與他們交流時，我遇到非常多的困難，慢慢地我發現我的學生們生活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中，他們害怕失敗，害怕說話，但沒有人能說清楚為什么害怕。這種狀態讓他們沒有辦法健康思考，更不要說創新。從此我開始反思我們的教育，為了理解“啟蒙”，我讀了很多書。普世價值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來的，我們一直在批判和抵制普世價值，覺得那種普世價值是生長在希特勒的土壤中，但正是靠普世價值，德國在二戰后經濟很快恢復。關于道德底線的普世價值已經成為社會的基本土壤，離開了宗教，他們的社會依然健康，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垮下來。這種思考，讓我自己害怕，因為我有一個很沉重的發現，我們今天已經關上了所有通向文明的大門！可是我們還需要有未來。當然我又有更偉大的發現，歷史從來就不是大多數人來決定的，歷史是由少數人改變的。今天中國社會讓我感覺自信的是，還有像您這樣憂國憂民的人，還有來參加沙龍的學生代表！
宋俊嶺（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這次的城市思想者沙龍是在芒福德的高度上來闡述歷史，非常成功，我從中受到鼓舞。年初我寫過一篇文章“理性城鎮化從啟蒙開始”，我認為啟蒙是時代的主題，今天有諸多問題，其做法、觀念、說法是違背常識的。啟蒙說白了就是普及常識，當年美國也是這么問，第一次思想大崛起也有一個啟蒙過程。紅歌被打破，我們躲過一劫，您能把這個思想提到沙龍上來太好了！啟蒙的任務就是普及常識，我們能做什么？我們在自己專業領域里普及各種實事求是的真理和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