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已是連續第十年聚焦“三農”問題的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更加受人關注。
在十八大提出以新型城鎮化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思路之后,“農民進城”和“資本下鄉”相結合,繼而推動農村發展的道路就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熱點問題。
作為未來五到十年里農村工作的一份指導性文件,與前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相比,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于十八大關鍵詞之一的“城鎮化”也有了明確的思路。該文件除了在指導農村、農業等發展之余,對城鎮化的兩個關鍵問題——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也都有涉及。文件中明確提出要征地制度改革、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為進城農民工解決戶籍和公共服務等問題。
而文件對農村經營體制機制創新的強調,可以說是今年一號文件的最大亮點。
“今年的一號文件意義重大,它肩負承前啟后的作用,一方面要對過去10年進行總結,最重要的還要為未來10年謀劃,如何才能在新形勢下,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增強農村發展活力任務艱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他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諸多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要求的制約因素。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的背景下,只有進行農業經營機制的改革創新,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種糧大戶、養殖大戶、專業合作社、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才能滿足我國現實發展的需要。
“創新農業經營體制”的內涵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創了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的新階段,對整個中國經濟的改革也起到了推定性和示范性的作用,但也帶來了分散經營、資源浪費、效益低下的弊端。
到目前,我國的舊式農業經營管理又面臨一些新挑戰。
“主要是農業經營主體穩定性和持續性問題。”鄭風田說,目前,我國進城務工人員超過2.4億,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農業大國將會出現“農民荒”,農村“誰來種地”、“誰來養豬”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鄭風田認為,采取有效措施使部分青年人愿意務農,培養和穩定現代農業生產隊伍確是我國當務之急,今后的農業生產方式也只能在保證農民利益的基礎下,通過種植專業化、生產組織化等改革,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
此次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在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基礎上,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充分保護和調動農民生產經營積極性,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看來,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這是農業生產模式的轉變。
“我國農業長期以來就是分散的小農生產模式,經歷了新中國建立之初的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社生產模式,到改革開放后新的小農生產模式,再到如今現代農業生產模式,這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黨國英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對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出現的一些新的信號,比如,要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這些個人和機構還會獲得更多國家補貼等提法,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新的形勢下,我們更多強調發展農業的規模經濟,培育更多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從而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力,增加和增強農業的競爭力,增加務工勞動者的收入。
據2006年的第二次農業普查顯示,我國的農業生產經營戶每戶經營9.1畝耕地,每個農民只經營5.2畝地。
張曉山認為,這樣一個小規模的農業,凈收入很低。這樣的收入沒有辦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也就沒有辦法能確保中國的糧食安全。從這個角度講,擴大農業的規模,培育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農業規模化經營是在穩定提高土地生產率的基礎上,較大幅度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這樣使勞動者的收入實現較大增長,同時使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得到有效保證。所以農業規模化經營能夠實現我們的雙重目標——一個是確保農民的收入增長,另外一個確保中國的糧食安全。”張曉山表示,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將會成為下一步的主旋律。
土地流轉與資本下鄉
對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農業部總經濟師畢美家此前多次強調:“大農戶”是我國農業發展大勢所趨,農業部門下一步要加大土地流轉的力度,大力扶持一些種糧大戶。
農村土地流轉必然涉及工商企業和工商資本。近幾年來,農業逐漸成為投資熱點,出現了“資本下鄉”的熱潮,流入到工商企業的耕地迅速增加。有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6月底,流入到工商企業的承包耕地面積達2500萬畝,比2009年底增長84.6%。
伴隨著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和“資本下鄉”,對其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也爭議頗多。
贊成者認為,資本下鄉于民于企業于當地政府都是有利的,是“三贏選擇”;反對者認為這種做法會出現“政企合謀,農民受損”現象,資本下鄉部分企業的“非糧化選擇”也會影響到國家的糧食安全,資本下鄉企業只占農民的地,難以解決轉換出來的農民就業問題,長遠來看有可能帶來社會不穩定。
對此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表態允許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強調“探索建立嚴格的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準入和監管制度”,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從事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此外,還提出,全面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
鄭風田認為,對這些擔憂,可以通過規范的政策避免。“資本下鄉是國家快速城鎮化、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出現不少空心村的一個必然選擇。資本下鄉可以盤活原來分散低效率的農業,滿足工業化、城市化的需求,也是一場革命。”鄭風田說,只不過這場革命一定要給離開土地的農民充足的補償,另外還應該讓離開土地的農民有工作與社會保障。農民變成城市新移民,農村由于資本的介入也可以成為工業化的一部分,擺脫傳統的落后與手工勞動,單位勞動生產率因此而有了質的飛躍。如果處理得當,將會是我國農村新的又一場機遇。
張曉山表示,長期以來黨和國家的政策一直鼓勵土地流轉,強調依法、自愿、有償,同時又強調適度規模,不可能出現像西方那樣一個農戶經營幾千畝,乃至幾萬畝那樣的地。我們的規模經營要更強調集約化,強調內涵式發展,這點是和歐美,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是不太一樣。
他認為,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除了強調創新農業經營體制、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等,還專門強調了農村土地的確權工作。
“對于農民來說,所謂確權,說白了就是讓農民弄清楚自己的各類型土地,把這些地確權頒證,按照不同地的用途和性質都落實到農戶,有利于土地流轉,促使土地的適度規模化經營。這都是在為加快農業現代化做準備。”張曉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