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長吳曉青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說,“歐美等發達國家耗費了三五十年時間才基本解決大氣污染問題”,他告誡中國人,“要正確對待當前的大氣污染形勢,充分認識改善大氣環境質量的艱巨性、復雜性與長期性,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
老百姓天天在講的事,環保部今天才首次回應,妥不妥當,且不去說。單這句“三五十年才基本解決”的“才”字,人們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這句話暗含了另一層意思:我們還不是發達國家,我們需要基本解決的時間,還要更長。
事關十三億人生命健康的大事,用人家半個世紀前的治污認知、治污方式、治污能力,與今天的中國作攀比,環保部——這個代表國家環境保護最高職能部門意志的表態,既與今天處在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實力不般配,也與焦慮與期待中的民眾意志不匹配。
1月30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表示,“北京十年來肺癌增加了60%”,大氣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可以隔離,但是大氣的污染、室內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
按說,同吸一口濁氣的環保部,包括吳部長在內,也都與每個民眾一樣,屬于“跑不掉”的那個。但環保部官員的淡定,卻超出了一般民眾的心理素質。吳部長也承認,“全國33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中,近2/3的城市達不到二級標準”,但他在回復“現階段環保工作存在哪些差距”時,說到了“不科學發展”,說到了“機動車保有量”,說到了“一些地方黨委政府的觀念”,卻偏偏忘了說環保部在行使職能上的差距。
淡定的吳部長,去年6月曾因指責美國駐華使館公布PM2.5數據是“干涉內政”,引起諸方熱議。其實對于中國的空氣質量問題,如果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面對,誰愛播不播,都應該表現出應有的淡定。如果公布的數據不科學,我們可以大大方方地報自己的數據,并且提醒對方提高設備的技術含量。扯到“干涉內政”的層面,就不是數據過不過硬的問題,而是心理素質過不過硬的問題了。
從“干涉內政”說,到“三五十年持久戰”說,人們希望向國際慣例靠攏的時候,環保部不愿講國際慣例;不希望國際慣例的時候,環保部語重心長地把慣例拉出來了。擔當國家環境保護重任的環保部官員,說了些不痛不癢的話,環境污染這個涉及百姓生命健康的問題,便更多地成了國家面子問題了。這種偏愛面子的話,不是普通百姓的身心所能承受和接受的。
如果說,比非典更可怕的是霧霾,那么,比霧霾更可怕的是什么?麻木。英國人用三五十年時間才制服霧霾,事實不假。但是,半個多世紀后位列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一個把“美麗中國”的目標寫進十八大報告的中國,一個在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各項領域創造過無數奇跡的中國,不是有沒有能力解決不讓人民“服霧”的問題,而是職能部門有沒有踐行“為人民服務”的責任與擔當問題。半個世紀前的英國,人們用生命的代價為世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訓。但發達國家經歷過的失敗之路,肯定不應成為今天中國的必走之路,更不應成為在失敗中攀比失敗的借口,成為不作為時推諉的理由。
智者總是把別人的教訓當經驗。不走老路的中國,顯然包括了不走別的國家環境污染失敗的老路。面對“十年來肺癌增加了60%”這樣的數據,面對PM2.5節節爆表的數據,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淡定地推給我們的未來,推給艱難呼吸中的下一代,甚至下二代。環境治理,時不我待。請淡定的環保部官員,三思,再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