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隨著新聞報道,關注河南蘭考一位農村婦女在孤殘兒童遇難中的責任時,卻在電視屏幕上無意中看到了當地民政部門辦公樓墻上的一則標語——“為黨中央分憂”。聯想該部門的所作所為,簡直就是莫大的諷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那些引起眾怒,也讓各級政府十分尷尬和窘迫的怪事?
筆者以為,關鍵在于人們(特別是公職人員)多年以來形成的不愿、不想、不敢、不能說真話的頑疾。導致社會上假話橫行、真話難行的根源,說穿了就是說真話的輿論環境受到了“權力場”和“金錢場”的影響,其中以嚴重的“權力輻射”為甚。造成阻礙言論暢通,真話實話無法上下通達的,就是在官場和一些官員頭腦中揮之不去的“不良政績觀”。
維護和保住個人利益,在官場早已成了求官、謀官、作官、保官、升官的“連續劇”。官職的大小,官階的高低,是如今不少黨政公職人員自我評判和社會評價的惟一尺度,是其人生價值是否實現的最主要的標準,也是其能否保持生命活力、生存質量甚至生活樂趣的最大動力。在這樣的心態和不斷強化的心理暗示下,公職人員非常明白,任何工作上的庇漏和失職,都會成為升遷路上的絆腳石,成為被同事攻訐和算計的把柄。因此,對上不說真話,對下阻遏真話,邀功諉過,遇到矛盾繞著走躲著走,出了問題竭盡全力(包括使用重金)加以掩蓋。讓大事化小,讓小事化無,幾乎已經成了公職人員的習慣思維和習慣動作。
盡管各級政府的大門上都端端正正地寫著“為人民服務”,但天天在那里喝茶看報開會寫文件的公務員們卻都心知肚明:“人民”并不能給其“票子”“位子”“車子”“房子”,這一切都是上級領導給的。只要守住攤不出事,只要報喜不報憂,糊弄得“上面”高了興,哪管身后洪水滔天?試想,具有如此心態,還有真話生存的空間嗎?
還記得民國之初,那位袁世凱大總統是怎么被一份份勸其稱帝的假報紙所欺騙的嗎?還記得在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的“十年動亂”時,那些標榜人民的報紙和廣播電視是怎樣宣傳“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又是怎樣天天高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所有謊言的背后都只有一個后果,那就是國運的衰敗;所有假話的背后都只有一個真實,那就是百姓的劫難。國外有一則十分辛辣的笑話,說是在一次撒謊大獎賽中,參賽資格上規定,政客不得參賽。因為若允許政客加入賽事,旁人只好望塵莫及。筆者以為,政治家與政客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愿不愿聽真話,敢不敢講真話。因為只有真話才是國之脈動,民之心聲。聽不到真話,等于醫生聽不到脈搏,又何談對癥下藥?
當然,不說真話的公職人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假話之所以能夠“茁壯成長”,是因為有其豐厚的精神土壤。排斥真活、激活假話的“土壤”,就是不良的文化傳統和眼下制假造假的社會風氣,就是一切真話賴以生存的道德基礎正在發生劇烈地搖擺!
真話的道德基礎是什么?是誠信。在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說真話講實情的基礎又是什么?是包括公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法治公信在內的全社會的信用體系。而如今,我們時常看到的,不是“真”在驅逐“假”,而是“假”在沖擊“真”:假藥、假酒、假車、假證、假唱、假幣、假情、假義、假食品、假名牌、假大夫、假公仆、假學歷、假文憑、假數字、假業績、假評比、假招標、假考察、假處罰……總之,在我們周圍,“假”已成災成禍,昔日區區不言的假貨,已經成為地地道道的“假禍”,是真正的禍水橫流!如今,恐怕沒有哪個中國人敢拍著胸脯說,自己從未有過受騙上當的經歷。試想,如果讓這種社會氛圍長期存在,榮與恥還有界限嗎?真與假還會分明嗎?
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地強調:“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也不止一次地要求各地領導人要講真話,道實情。由此可以明白,實干的基礎是實情,摸清實情的前提,是要聽得到真話講得出真話。真話連著百姓心,連著真正的民情國情和世情,也是國家走向政治昌明社會進步的必須!一個堂堂正正的政治家,并不需要亦真亦幻的“賈雨村言”,也不應欣賞那種“女媧補天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晦澀隱語。他所希望呼吸到的是在自由新鮮的社會空氣中,彌散的時代氣息;他所希望感受到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公眾充分舒展的創新精神。而這一切都凝聚于真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