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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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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農伊小兵出去賣了3天菜后，一車白菜又原封不動地被他拉回了家，一棵也沒有賣掉——因為沒有三輪摩托車的駕駛證件，這個賣了20多年菜的農民在一個拘留所被關押了三天，還被罰了500元錢。
“賣兩車菜，也賣不夠500塊錢，這菜，以后真是沒法種了。”剛回到位于中牟縣八崗鎮伊家村的家，伊小兵便向妻子抱怨說。
有百年歷史的蔬菜村
位于鄭州市東南郊的伊家村，是當地有名的蔬菜專業村。今年已經89歲的村中老人伊子明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稱，剛記事時，村中便開始有種菜、賣菜的習慣。伊家村300多戶村民，大多以種植蔬菜為生，村中1200多畝耕地，至少有1000畝都跟蔬菜有關系。
往年，伊家村靠著這些蔬菜，養活了家人，但眼下，他們卻發現，想要靠種菜討生活，是越來越難了。
60年前便開始賣菜的伊子明說，以前，雖然沒有運輸工具，但依靠著扁擔，他們將100多斤白菜挑到集市上，不等太陽出來，白菜就已賣完了。現在，一輛電動三輪車拉四五百斤白菜，賣到中午還不一定能賣完。
讓伊子明鬧心的，還有蔬菜的價格。跟山東一些從事大規模蔬菜種植的農民，多面向蔬菜經紀人等大客戶批發蔬菜不同，伊家村的農戶們，蔬菜種植規模普遍都不大，也因此，他們的蔬菜并不對外批發，而是直接面向終端的消費者。
即便如此，伊家村的村民們也沒能從這種類似直銷的模式中獲利。
伊小兵算了一筆賬——按照今年的白菜價格，每斤能賣到2毛錢已經算是“好價格”；往年白菜長勢好，每畝的白菜產量能有1萬斤，但今年的白菜，被9月份的一場冰雹砸得七零八落，畝產能有個5000斤已是萬幸。
伊小兵說，這樣算下來，就算每畝能賣1000元，自己的4畝白菜，收成也不會超過4000元。
與此同時，伊小兵卻不得不面對種植成本不降反升的窘境。化肥的價格比去年上漲了10%以上，每畝白菜僅復合肥的支出就需要220元；再加上每畝地的耕作費用50元、種子費用48元以及其他費用，每畝白菜的種植成本已經在500元左右。即使不算人工費用，忙活1年，4畝白菜也就是掙2000元左右。
“還沒人家出去打工一個月掙錢多呢。”伊小兵說，他們村現在已經有不少中年人外出做建筑工人，每天就能掙100元，而像他這樣，忙活大半年，還不如別人打工一個月。
與蔬菜行業漸行漸遠
“等過了春節，我也不種菜了。到城里搞建筑去。”伊小兵說。這個有著數百年蔬菜種植歷史的村莊，正逐漸與蔬菜行業漸行漸遠。
在伊家村，和伊小兵差不多年紀的中年人，不少都計劃投奔到城里的建筑隊、裝修隊去，而一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也沒有再“子承父業”，繼承家里的種菜“事業”，而是應聘到了附近的富士康鄭州航空港廠區，做起了產業工人。伊小兵的年近50歲的妻子，也去應聘了這家工廠的保潔工作，工資每天60多元。
已經種了幾十年菜，為何最終仍選擇了逃離？
伊小兵說，種菜，太不好把握了。他至今都在津津樂道的，還是2009年春節前后的那次白菜大漲，當時，每斤白菜的價格漲到了5毛多一斤。但他并未提到的，卻是2008年的那場雪災，造成不少大白菜被凍壞，才導致當年白菜緊俏。
2009年至今，白菜長期徘徊在每斤1毛錢左右，再也沒有漲上去過。伊小兵將原因歸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大白菜的集中上市，造成了短期內的供大于求；二是附近的萬邦國際蔬菜市場開業，外地的更便宜的大白菜涌入當地市場。
“莊稼人，除了種個白菜蘿卜，別的還能種啥呢？”多位接受采訪的村民向本報記者抱怨說，他們也曾想過換個品種試試，但又看周圍也沒人種，不敢在自家田里試。“萬一弄不成，那豈不是一分錢也撈不著了？”村民伊黃亮說，雖然自己也有過到農田里實驗新品種和新技術的沖動，但最終，這個缺乏風險抵抗能力的家庭，仍然選擇了最保守、最省力的種植方式。
問起明年，“明年？明年還種白菜啊，除了白菜，我不知道還能種啥。”伊黃亮說。
“像咱這樣的莊稼人，種莊稼本來就是蒙的。”不過，伊黃亮也承認，好年景，不好“蒙”到，“像大前年那樣的（好年景），我這幾年都沒碰到過。”最便宜的時候，伊黃亮的白菜還能賣過七八分一斤，即便如此，還是沒人要。
這些一家一戶單干的農民，正在詮釋著“一盤散沙”的含義，他們在自己狹小的天地里東沖西撞，自生自滅。
市場里的大戶
與此同時，與伊家村相隔20里外的萬邦國際蔬菜市場里的多數蔬菜批發商們的日子，似乎也并不好過。
一位蹲坐在一大堆蒜苗旁發愁的批發商張先生說，前幾天，他看外地一些蒜苗的價格挺高，覺得利潤不錯，專門跑到禹州等地批發了這批蒜苗，結果，回到市場一看，發現滿眼都是蒜苗了。“這幾天我都是啥價錢進的貨，啥價錢賣出去的。”張先生說，由于當時收購的價格比較高，等回到市場，卻發現賣家太多，你不賣，有別人賣，很難賣得上價錢。
另一位來自駐馬店的批發商李先生也在為自己的一批黃瓜發愁。他的這批以7毛多進的黃瓜，降價到了5毛卻還是沒人要。“沒辦法，整個市場里貨太多了。”
同樣是賣菜，來自四川的申先生，卻在自己的攤位前哼起了小歌兒。他說，他的蔬菜大多來自四川，每天拉一趟，“幾乎沒有賠錢的。”
申先生的秘訣是，上游，他自己承包了大片的耕地，這樣進貨時就比一般的批發商省去了“經紀人”和“代購人”這些環節，價格上就比市場里的其他人便宜；加上質量又好，供應的蔬菜又是油菜苔、豌豆苗等河南省內少見的蔬菜，鄭州的不少四川飯店都從他這里進貨。
申先生說，現在，平均每車他都能掙三四千元，一個秋冬季能拉200多趟，這樣算下來，一年也能掙個百八十萬元。下一步，他準備把市場擴張到太原、北京等地。
反差背后
一邊是蔬菜專業村的沒落，一邊卻是蔬菜產銷大戶的興起。河南省商業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宋向清說，造成兩種狀況反差的原因，主要還是由于當下中國的小農經濟。
宋向清稱，由于單個農戶的個體力量與抵抗風險的能力有限，他們在自主種菜時，無法準確獲知和判斷未來的農產品種植信息，也沒有可資參考的蔬菜種植面積以及產量等信息，這造成不少農戶在判斷蔬菜種植品種時，只能依靠道聽途說或者是一些簡單的信息，甚至出現“今年什么貴了明年就種什么，今年什么便宜了明年種什么”等“撞大運”的行為。
但最終的結果卻是，這種盲目混亂的種菜格局，同樣造成不少蔬菜的價格波動也開始失去規律性，“譬如說大白菜，并不是說今年好賣，明年就不好賣，現實的情況可能是去年不好賣，今年還是不好賣。”宋向清說。
宋向清表示，上述來自四川的蔬菜產銷大戶之所以能夠獲利，是他通過摸索，找到了南菜北流的規律，并成功將這種規律演變成了行動。
長期致力于幫助農民組建經濟合作社，發展生態農業的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何慧麗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眼下，最大的問題是，國內的農民沒有被組織起來，政府服務體系沒有建立起來，這造成不管農民是種菜、種糧、養豬都沒有計劃性、沒有宏觀預測性，而是走到哪兒是哪兒。
何慧麗說，如果農民沒有被組織起來，政府服務體系沒有圍繞農民組織建立起來，菜賤傷農、菜貴傷民的現象就會不斷地重演。作為政府，不能放任農民的靠“蒙”搞種植，“你總得有個鏈條與農民連起來。”并站在更高的高度，為農民的種植行為提供科學的分析和指導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