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森告訴本報記者,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達到極限,因此需要一個在經濟和環境上更加可持續的新模式。同時,作為全球經濟的兩大驅動力,中國和美國需要建立一個新的經濟關系框架,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要釋放相互投資潛力、貿易好處以及科技潛力。
對中國未來10年的經濟增長而言,城市化將是關鍵驅動力之一,城市也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我認為中國能夠從美國和其他國家犯下的錯誤中學到很多。”談到中國對外“取經”,保爾森首先提到了美國的教訓,“我們在建設城市的過程中犯了很多錯誤,我們基于汽車建設城市,而非以人為本。”
但他指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與其他國家有著很大區別,其規模之巨大、速度之快,讓管理城市化的任務更加艱巨:“很顯然,20世紀的城市化模式未來將不再奏效。我也相信,未來數年中國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須改變其現有的城市化模式,采用一個新模式來減少社會、經濟與環境壓力。”
保爾森認為,中國需要一個新模式,既有經濟原因,也有環境和可持續原因。
“從經濟原因來看,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達到極限,不得不做出改變,因為過于依賴政府主導的投資以及出口。”保爾森認為,中國有必要采取根本措施,例如人口遷移改革,消除人口流動限制,這可以刺激消費,解決結構性問題,有助于經濟再平衡,從而減少出口依賴。此外,中國還有必要進行房地產市場改革。
在環境與可持續性問題上,保爾森強調要有長遠的眼光,而不要過于關注短期。“短視不會帶來長期繁榮。”保爾森表示,中美雙方需要合作建立一個新的長期經濟框架,能讓兩國走向長期繁榮。因為“只有從長計議,才能看到資源稀缺性,以及生態系統的價值,所以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不會竭盡自然資源也不會破壞環境的經濟模式”。因此,他強調,如果從長期來看,環境與經濟增長并不互相矛盾,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