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屬下的描繪中,貝利亞是個“腦子很敏銳,精于算計,熟悉情報和反間諜工作的技巧”的人,他的名言是“當我們想要做成一件事,我們會對其他的一切都不顧”。1956年赫魯曉夫所作的秘密報告中,講到昔日蘇聯流行的一個笑話:斯大林的煙斗丟了,貝利亞在第二天就抓到了十個竊賊,他們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則在自己的沙發下找到了那個煙斗。青年貝利亞酷愛足球,裁判馬丁·米勒佐夫曾在一場比賽中將他罰出場,從貝利亞1938年成為蘇聯內務部長直到1953年被執行死刑,米勒佐夫一直難以安枕,因為他擔憂記憶力驚人的貝利亞會報復他。
王立軍已受到法律嚴懲,說明任何權力的行使都有條件、有邊界、有規則。但筆者在此更想強調的是,即使掌權者的言行不觸犯法律,那種“官大一級壓死人”、依仗權勢而凌辱下屬,隨意奴化、矮化、工具化他們的風氣和習慣也是要不得的。
馬克思將人類的“類特性”概括為“自由的自覺的活動”,追求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這種社會得以形成的前提,是人格平等與人的尊嚴的確立。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在上級面前戰戰兢兢、噤若寒蟬的人能建構有尊嚴的人格。
中國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筆者認為,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僅意味著給每個社會成員一張安全網,保證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權益和基本需求,還意味著在文化心理和精神層面,尊重人的感受,重視社會成員對得到認同的需要,反對任何形式的人身歧視和奴役。我們的社會,應該有一種基本的價值倫理,人與人彼此尊重,人格平等,而不以官位和貧富論尊卑。官員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如果不尊重其他社會成員,為他們真誠服務,而是趾高氣揚,是十分可恥的。
在筆者的中國夢里,人民生活在社會有公正、每個人有尊嚴無恐懼的環境里,這是一個人化的、而不是官化和權力異化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