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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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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中小城市綜合開發運營高峰論壇在湖南長沙舉行。辜勝阻在論壇上表示，城鎮化是支持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潛在內需和持久增長動力。他認為，推進城鎮化需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人往哪兒去？二是錢從哪兒來？健康的城鎮化要兩條腿走路：在發展大城市群推進城市化的同時，做大縣城發展農村城鎮化，實現城鎮化均衡發展。
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以“四化同步”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觀點。此前的黨代會基本都提到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等建設內容，但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的觀點，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同步發展。
辜勝阻解釋道，所謂“四化同步”，首先是要實現信息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鎮化質量。十八大報告特別提出，要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為重點，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報告把“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作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在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不僅要重視“量”的擴大，更要重視“質”的提高，要由重數量的外延式擴張到重品質的內涵式發展，建設“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諧城市”。“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我國內涵型城鎮化建設，有利于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有利于推動我國發展方式轉型，有利于搶占未來國際競爭制高點。
其次，要在城鎮化進程中推動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和農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縮小地區差異，緩解特大城市的人口膨脹，實現城鎮化均衡發展。十八大報告也提出，要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聚集功能。要通過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引導農民工回歸，鼓勵“農海歸”(由沿海回歸流出地創業就業的農民)，實現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引導和鼓勵農民工以創業帶動就業不僅能夠解決自身就業，而且在擴大就業方面具有倍增效應。在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我國有數以千萬人的農民工失業，外國人都感到很震驚，但是我們是如何解決這部分失業人員的呢？主要是通過農民工回鄉創業以帶動就業。
再次，要把城鎮化建立在堅實的產業基礎之上，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良性互動，不能搞“空城計”和農民“被上樓”。在城鎮化進程中，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城鎮化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實現產城融合。
最后，要使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通過農業現代化和農業規模經營滿足城鎮化所需要的勞動力需求。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讓更多的農民進城的同時，促進農民工的“市民化”。
辜勝阻表示，城鎮化還需要注意很多問題，他歸納為“五防”。
一是防城鎮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脫離產業基礎的“過度城鎮化”。2000年，巴西的城鎮化率就已經超過了80%，但是過度的城鎮化也帶了很多問題，里約貧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過200萬人，貧民窟里槍支毒品泛濫，時常缺水斷電，所謂的廁所更是天方夜譚。巴西申辦奧運會最大難題是治理貧民窟。我國在城鎮化的進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城鎮化與產業發展脫節的現象。比如鄂爾多斯，耗資50多億打造面積達32平方公里的內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華新城，基礎設施一應俱全，但同時也成了一座無人居住的“鬼城”，街上的清潔工人都比行人多。還有一些地方出現了“農民被上樓”的運動。無數的農民正在“被住進”集中建設的樓房，農民的生活方式城鎮化了，但農民的生產方式卻沒有城鎮化；農民上樓了，但農民的雞、狗、羊等卻不能上樓。農民沒錢交衛生費、物業費等，“被上樓”的農民寧可睡在羊圈里也不睡在樓房里。這些都是城鎮化嚴重失衡的表現。
二是防城鎮化快而不優，避免“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近來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鎮化，采取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促使農民“上樓”，征用農地，使得人口快速城鎮化、土地高速非農化。這種對待農村城鎮化“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靜思考、科學抉擇和合理規劃，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很可能欲速而不達。何為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不應是鋼筋混凝土的簡單堆砌，而應是農民市民化的轉型；不應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割裂，而應是城市生活方式向農村的推進；不應是工業化被動牽引下的人口“候鳥式”的遷移，而應是家庭式移民和農民工回歸推動工業產業布局的重構；不應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而應是打造綠色生態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市。
三是防止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過度邊緣化，避免“半城鎮化”過高的社會代價。當前我國大量的農民工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轉變，是一種“半城鎮化”。雖然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達51.27%，但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卻只有約38％，這意味著近2億生活在城鎮里的人沒有城鎮戶口及享有城鎮居民待遇。大量的“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代價。
四是防過度利用“土地紅利”，謹防“城鎮化”變成“房地產化”，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當前我國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體制不合理，體制上大量事權下移，但財權上移，導致地方財力與事權嚴重不匹配，不得不依賴土地財政”。過度依賴“土地紅利”和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一方面形成了城市“征地-賣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經營模式，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另一方面推高了房價，加劇房地產泡沫化，透支居民消費能力，制約了城鎮化可持續發展。
五是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特大城市人口過度膨脹。目前，我國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凸顯，農村流動人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帶來交通堵塞、環境污染、城市貧富兩極分化等困擾。未來緩解“大城市病”的關鍵是走均衡城鎮化發展道路。
辜勝阻強調，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要兩條腿走路：在發展城市群推進城市化的同時，通過做大縣城實施農村城鎮化，實現城市化與農村城鎮化并重。他認為，健康的城鎮化需要大中小城市的均衡發展，治理“大城市病”不能用堵、用限制的辦法，只能通過建好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來疏導大城市的人口膨脹。辜勝阻說，依托縣城推進農村城鎮化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建設不同規模的城市：在100萬人口以上的大縣把縣城發展為30-50萬人的中等城市；在50-100萬人的中等縣以城關鎮為依托建立20-30萬人的中小城市；在50萬以下人口的小縣則要把縣城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