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放寬 城鎮化成拉內需調結構新引擎
時間：2010-01-25 10:38:56
來源：上海證券報
“如果真能解決戶口問題，我就打算在織里買一個80平方米的二手房，然后把孩子和老人從江西老家搬到浙江來。”羅少輝在浙江省湖州織里鎮工作已有8年，盡管只有初中學歷，但憑著勤勞好學，從學徒工做到了車間主任，收入也從每月600多元增長到3000元。
羅少輝的話講出了許多農民工的心聲。“盡管我們也是打工的，但我和老婆每個月收入加起來也有4000多元，在織里買一套20多萬元的房子問題不大。”羅少輝表示，在江西老家的孩子已8歲，一直由父母帶著，就讀的農村小學教育質量一般，能在織里入戶的話，孩子的教育問題和父母的養老問題就不用發愁了。
加速城鎮化有助于擴大內需
“中央推進城鎮化，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居民戶籍限制的決定非常及時。事實上，從今年上半年中央的一些決策，比如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政策，已能看出這方面的端倪了。”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表示。
殷醒民認為，2008年中央為了保增長，把4萬億投資作為最為重要的措施來用，但在經濟增長企穩、金融危機影響減弱時，擴大內需才是實現中國經濟又好又快增長的根本之路，而加速城鎮化的最大作用是擴大內需，“目前農村人均消費能力不到城市的30％，7億多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很低，如果能在接下去幾十年里，將7億多農民中的4.5億人轉變為城市人口，那中國的內需市場將有一個極大提升。”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季風表示，目前中國農民收入低、社會保障差是其消費能力低下的根本原因，他認為，目前中國城市和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差達到3.6比1以上，實際的差距可能更大，這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
有學者認為，如果只把農民變成城鎮戶口，并不能增加農民收入，也就無法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
“這個觀點看似有道理，其實不然。制度的改變本身就能創造機會。比如，許多國企在招聘正式員工時，擁有城鎮戶口是基本條件，這就把一些有技術、有能力的農民工擋在外面，變成了同工不同酬的臨時工。在創業借貸時，有城鎮戶口和固定住所的城市居民肯定比沒有戶口的農民工更容易。”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李華芳認為，目前中國的許多制度與政策中，還有許多或明或隱的戶籍歧視，這種歧視會限制農民的收入增加。
“此外，農民擁有城鎮戶籍后，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會比農村好許多，孩子也可以在城市就近讀書，農民的后顧之憂少了以后，自然而然就敢于消費了。”李華芳強調。
城市化進程不能一蹴而就
“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比其他國家更復雜，除了經濟結構調整外，還要考慮到已形成50多年的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和公有制的土地制度。”張季風認為，正是這種特點，決定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日本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的耕地面積長期保持在500萬公頃，農戶500萬戶，農村勞動力1400萬人，新增的農村勞動力被第二、三產業陸續吸收。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5年。但1955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20多年里，日本的農村勞動力急速下降，到了1975年以后，日本實際上不存在所謂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了。日本農民的平均收入比城市居民要高10％左右。”張季風表示，目前中國農村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49％左右，相當于日本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水平，中國城市化進程還需幾十年時間。
源源不斷走進城市的農村人口是中國消費市場的生力軍，而中小城市將是這些農村人口轉移人口的主要落腳點，“中國的城鎮化政策出現兩次大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小城鎮發展如火如荼。后來許多學者認為，小城鎮無法實現經濟資源的集約化利用，無法集中提供污染治理、自來水等公共服務，因此把城市發展重點放在了大城市。但從目前來看，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規模已過于龐大。”張季風表示，目前來看，一線城市對農民放開戶籍在可預見的將來可能性不大，但許多中小城市卻還有很強的吸納能力。
中小城市發展迎來契機
“最近幾年，中國西部、中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超過東部，三、四線城市超過一、二線城市，這種局面有可能在較長時間里持續下去。”李華芳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當前要把工作重點放在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上，這給中小城市發展帶來了契機。
“實際上，中小城市的發展潛力最近幾年已見端倪，企業對中小城市市場的潛力越來越重視。以零售市場為例，沃爾瑪、家樂福等世界零售巨頭在一線城市跑馬圈地已基本告一段落，目前他們的競爭重心就是二、三線城市，有一些本土零售企業甚至已把四線城鎮作為市場重點。”紀明資本主管合伙人秦邦云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定，將加速這種趨勢。
秦邦云表示，中小城市的發展機會是多方面的，一是大城市的生活與商務成本過高，暴漲的房價就是例證；二是大城市公共服務能力陷入瓶頸，過于擁擠的交通就是例證。中小城市較低的生活成本和較好的生活環境能吸引許多人才和企業落戶。“我在無錫、昆山、嘉興等二、三線城市找項目時發現，不少高科技企業的創業團隊和核心技術人員，半數以上有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工作的經歷，后來離開一線城市的原因主要是生活成本高、競爭壓力大。”
中小城市的崛起將帶來產業格局、企業營銷策略甚至是投資策略的重大改變，“以前奢侈品只有在一線城市和少數二線城市有市場，現在二、三線城市也將成為營銷重點；以前汽車市場的競爭重點一直是三線以上城市，以后針對三線以下城市和農村市場的汽車企業更有發展空間；以前地產商們爭破頭擠進中國最大的20多個城市，現在中國300個中等以上城市都有很大的發展機會。”秦邦云表示，聰明的實業家和投資家，該好好關注這種變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