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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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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專家、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進行了一場鮮為人知的二胎試驗。此后期間的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翼城的人口總量增長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性別比優于全國平均值。
近日，南方日報記者前往山西翼城采訪了解到，當地村民已普遍不愿意多生，男女平等的觀念在當地深入人心。
梁中堂認為，翼城模式是體制內計劃生育政策的一次成功試驗。它的成功不僅僅在于其證明了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中國城鄉之間的生育意愿和行為正在逐步趨同，更證明了寬松的政策或許更有利于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
據廣東省計生委主任駱文智透露，廣東目前的人口增速趨緩，但人口基數大，成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值得關注的是，廣東目前還有10多年的人口紅利期，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日益嚴重。
人口學專家梁中堂——
◎翼城在這試點的27年間，在每一個時點上的人口統計數據都低于全國、山西省和當地臨汾市的平均水平
◎翼城模式是體制內的一次大膽實踐。在認可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對一胎化政策的某種程度上的糾正和補充。它的成功，證明了即使是在一個寬松的政策環境下，也能夠控制好人口
◎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個孤本案例，本身并不具可復制性
◎大多數年輕一代不愿意再生二胎，城市的人不愿意生，農村人也不愿意生，由此會引出人口老化的社會新問題
人口“特區”
梁中堂是這場試驗的“始作俑者”，國家于1985年特批翼城縣作為試點，來驗證他的二胎晚育理論
每天清晨，衛彩云都會早早起來，先照顧好剛滿月的女兒，然后給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做早餐。在翼城縣，村民生二胎的現象很普遍，不違反當地的計生政策。
衛彩云今年32歲，對她來說，兒女雙全是她幫助這個家庭完成的最大心愿。“當時不太想生了，但是轉念一想，覺得只有一個娃娃，多孤單啊。”
和衛彩云不同的是，同村的張海偉堅持只生一個。“一個就夠了，生多了養不了。”張海偉的女兒今年4歲，他準備放棄二胎的指標。
27歲的張海偉本身也是獨生子女。盡管他的母親張秋蘭在20年前還有生二胎的機會，但她認為，“一個孩子就行了，再生的話負擔太重。”
1991年，張秋蘭到龍華鎮計生服務所領取了獨生子女證，自愿放棄了二胎指標。“當時想著，一個娃就不錯，而且每個月可以領到100元（夫妻兩人各50元）的獨生子女生活補助。”
翼城縣在山西南部，毗鄰河南、陜西。它因為27年前的一場試驗而聞名。在全國普遍實行“一胎化”政策的背景下，翼城縣的農民家庭允許生育二胎，需要滿足三個條件，晚婚、晚育和生育間隔。
有專家學者將這一試驗概括為“翼城模式”。
梁中堂，人口學家，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他是這場試驗的“始作俑者”。在梁中堂的堅持下，國家于1985年特批翼城縣作為試點，來驗證他的二胎晚育理論，這也成為中國人口政策下的一個“特區”。
1984年，時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的梁中堂，給當時的中央領導呈寫了一篇《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的報告。梁中堂認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長生育二胎的辦法，完全可以在2000年把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左右的水平。
當時在中國人口情報中心的馬瀛通和國家計生委政策研究處工作的張曉彤都很看重梁中堂的報告，他們按照梁中堂提的辦法，重新測算后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實行，并且認為“在2000年以后，城鄉都可以采用此法”，并建議通過立法來進行保障。
1985年春，梁中堂提出，為了解除人們對放寬政策的顧慮，建議中央批準他在北方地區選擇一個縣進行試點試驗。翼城縣“晚婚晚育加生育間隔”的試點，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徐花萍是龍華鎮王莊鄉的計生服務員，她在這里已經從事了7年的計生服務工作。當地村民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徐花萍在當地的口碑很好，計劃生育工作在這里推行得“異常順利”。
“主要還是因為政策好啊，村民都很歡迎。”徐花萍感慨說，“我干了7年計生工作，到現在還沒遇見到過一起因為違反政策超生而被罰的案例。”
2011年，王莊鄉鄭莊村一共有19個娃娃出生。“有10個是一胎，9個是二胎。”徐花萍說，大家對這個二胎政策已經習以為常，“男娃兒女娃兒都一樣”。
王莊鄉計生服務站站長張建黨告訴記者，翼城縣的政策相對寬松，農民們對生育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權，“可以先生一個，修整幾年，再決定要不要生二胎。”
事實上，年輕一代更多人都選擇了只生一胎。“大家都覺得不管男女，生一個就夠了。”
衛彩云說，因為自己也是獨生子女，父母都已年邁多病，家中沒有勞動力。“幸好招了一個能干的上門女婿，為了不讓這種情況再重演，所以咬咬牙，生了兩個娃娃。”
衛彩云的丈夫郝小東在縣城打工，衛彩云一家六口人一年收入只有兩萬多塊錢。衛彩云覺得，養活兩個孩子，“日子過得還是有點緊”。
試點成效
翼城縣用27年進行農村二胎試驗的事實證明，當地的人口增長沒有失控，性別比進一步得到了優化
8月的翼城，油葵已經成熟，放眼望去，整個田間已經一片金黃。
在王莊鄉北丁村，南方日報記者見到了退休在家養老的馮才山。見到記者來采訪，老馮戴上了老花眼鏡，囑咐老伴到院子里摘一些自家種的圣女果。
從1990年開始，馮才山在翼城縣計生委當了12年的主任，他是“翼城模式”的踐行者。同時也見證了翼城縣在這種特殊人口政策試點下取得的成功。
今年67歲的老馮思維敏捷，提到當年的事情如數家珍。在老馮的家里，沒有什么起眼的家具，只有滿滿的兩柜子書，是老馮最大的精神財富。
記者瀏覽了一下書架，發現上面擺滿了人口、社會、經濟、哲學等書籍。最為醒目的，莫過于《翼城縣志》、《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和《中國國情大辭典》。
在推行二胎政策試點之前，老馮還是龍華鎮的黨委書記，當年一提起“計劃生育”四個字他就頭疼。
“不管你怎么下功夫，勁也沒少費，錢也沒少罰，孩子也沒少生。原來縣計生站的站長陳學業，當時是分管北捍鄉計劃生育的副鄉長，人們開玩笑說，要是有小孩哭鬧，大人嚇唬說‘別哭！陳學業要來了！’孩子立馬就不哭了。”
據老馮回憶，當時梁中堂給他們開會，告訴他們說可以生兩個孩子了。“聽了都覺得是不是聽錯了，國策不是生一個么，怎么還可以生兩個，那大家是不是就要生三個、四個，不可收拾了？大家都覺得這個梁中堂膽子不小。”
老馮向記者展示了一份《翼城縣人口發展測算表》，這是梁中堂在1985年7月，試點申請下來后做的表。即使是試點，翼城也面臨著計劃生育的目標考核。
老馮說，當時定下的目標是到2000年時，全縣人口控制在30萬。根據當年的測算表顯示，預計到2000年，整個翼城縣總人口為300331。而實際上，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翼城全縣人口為303258，誤差在3000人以內。
1985年，翼城縣人大出臺了《翼城縣計劃生育試行規定》、縣委縣政府下發了《翼城縣計劃生育試行規定實施細則》，次年，“兩晚一間隔”計劃生育政策在翼城縣農村地區全面實施。
從1986年到2000年，期間經歷了第四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跟第三次普查相比，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翼城縣僅增長了19.7%。當時整個翼城的出生性別比為106.1，大大低于當時全國的117.8。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劉爽教授2007年的調查數據顯示，2006年翼城縣的人口出生率僅為8.76‰，遠低于當年全國12.09‰的人口出生率；同樣的，翼城縣2006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8‰，也比當時全國平均水平降低了約1/4。
梁中堂告訴南方日報記者，翼城在這試點的27年間，在每一個時點上的統計數據都低于全國、山西省和當地臨汾市的平均水平。
翼城縣用27年進行農村二胎試驗的事實證明，當地的人口增長沒有失控，性別比也進一步得到了優化。
“和一胎政策比，兩胎比較寬松，梁教授確實了解老百姓，把政策和人民群眾的需要結合起來，后來工作好做多了，多數人愿意接受這個政策：以前是推著走，人們也樂意生兩個孩子，現如今大家都不太愿意生二胎了，一是思想轉變了，另一個也是為了生活幸福，這個政策對我們確實有作用，把生育權還給群眾，他們也滿意。”馮才山說。
非典型樣本
翼城模式有自身的局限性，全國范圍內城市“雙獨”二胎逐步放開，現在翼城模式已經不適宜推廣
在梁中堂看來，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個孤本案例，本身并不具可復制性。
從1987年開始，甘肅酒泉、廣東南海、遼寧長海、山東長島、黑龍江黑河等全國11個縣市和地區也進入二胎政策的試點。
由于各種原因，其他的試點都沒有堅持下來。“當時上面給我們翼城的要求是不宣傳，不報道，不推廣。甚至就在臨汾地區，這個試點政策也不能推行。”馮才山回憶說，“現在畢竟過去了這么久，而且我們可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數據。別人也不好再說我們。”
被塵封了20多年的翼城往事，如今在新的時期背景下再度被人們所關注，甚至不斷地被媒體所聚焦。
梁中堂認為，翼城能夠出現現在的結果，并非全部都是“翼城模式”的功勞。“1988年，我曾針對翼城農村地區做了一次人口抽樣調查，發現事實上早婚和多胎還占有一定比例。”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梁中堂認為，生育是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是由其具體的經濟社會生活條件決定的。生還是不生，多生或者少生，都是在選擇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實際關系到當事人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感受，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進行選擇。
“這恰恰證明了，人口出生率有其客觀規律性，人們不是盲目生育，他們也受到各種客觀條件的制約。條件不允許了，自然就不會再生。”
梁中堂評價“翼城模式”是“體制內的一次大膽實踐”。“在認可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對一胎化政策的某種程度上的糾正和補充。它的成功，證明了即使是在一個寬松的政策環境下，也能夠控制好人口。”
當然，梁中堂也承認，“翼城模式”也有著其自身的局限性。“畢竟還是體制內的產物，2000年以后，全國范圍內城市‘雙獨’二胎在逐步放開，現在‘翼城模式’已經不適宜推廣。”
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原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表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了幾十年，已到了亟需調整的時候，社會是向前發展的。
鄭梓楨說，城市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城市人口比例較大，百姓的生育觀念早已發生改變。大多有生育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中長大，早已不再推崇“多子多福”的價值觀，日益增長的育兒成本也讓他們望而卻步。“完全不用擔心政策放開后出生嬰兒激增。”鄭梓楨說。
如今令梁中堂感到擔憂的，不是超生的問題，而是大多數年輕一代不愿意再生二胎。“這個現象不光是在翼城，在全國也都如此。城市的人不愿意生，農村人也不愿意生。”由此會引出新的社會問題——人口老化。
張海偉和母親張秋蘭，兩人曾經就是否要再生二胎的問題爭吵過多次。
張秋蘭今年50歲，她在電視上看到過關于“失獨”家庭的故事，覺得“一個娃還是不夠保險”。
張海偉每天早出晚歸，掙錢養家，在他看來，多一個孩子就是多一張嘴，家里的5畝地供養5口人已經很緊張了，“一個娃娃，從小養到上大學，得花多少錢？”
在1979年全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上，梁中堂曾經預判了“一胎化”的走勢。其中包括：人口老化過程由于出生率連續劇烈降低，將十分嚴重；無子女照顧的老年人太多，社會問題嚴重；經濟年齡結構特殊，社會負擔加重；人口年齡構成顯著變化，對國民經濟發展將帶來直接的影響；人口政策的反復變化，將對社會政治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
“人口老化”和“4-2-1”結構（4個老人、1對夫妻、1個孩子）的概念，也都是梁中堂最早提出的。33年前的預判，在今天看來，大多已經得到了驗證。“只要你沿著實事求是的路子，客觀地做了研究，就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梁中堂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