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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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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國務院批復同意天津市調整部分行政區劃，撤銷天津市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設立天津市濱海新區，以原3個區的行政區域為濱海新區的行政區域。此時為什么要“設立”濱海新區？濱海新區不是存在了很多年了嗎？
其實此新區非彼新區也。
原來的濱海新區不管有多“新”，或多或少還是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路數，其主事者為區工委和管委會，分管黨務和政務。新設立的濱海新區則是一個成建制的行政區，原來的工委和管委會被撤銷，代之以區委和區政府，同時還要配齊區人大和區政協等相關機構——根據規劃，從11月中旬到明年1月上旬，濱海新區將陸續選舉產生第一屆區委、區紀委機構，區人大常委會、區政協常委會組成人員，區政府區長、副區長，區法院院長、區檢察院檢察長。
換句話說，濱海新區將作為一個整體正式成為天津市行政建制的一部分，而濱海新區作為“城市”的生長進程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從經濟技術開發區到城區的路徑正在構建中國城市化運動的一種新可能，它既有別于圍繞特大型項目生長起來的那種老派的資源型城市，從而規避了最終不免枯竭的可能，也有別于那種從老城區直接外溢出來的攤大餅或八爪魚模式的“新城”模式，從而避免了人們在居住地與工作區之間日日奔波的命運。
觀察一個經濟技術開發區是如何從工業化走向城市化是一個饒有趣味的過程。一個自然生長的開發區一般會經歷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批來到園區的“業主”往往是那些在老城區里由于包括環保在內的種種原因“混”不下去而被“騰籠換鳥”出來的企業，當然僅靠它們是無法支撐起整個開發區的工業化進程，因此在這一階段負責招來新“鳥”的招商局便處于一等一的顯赫地位。
擺開桌一張，來的都是客，接下來居于較為顯赫地位的就是經貿局了，因為要把“客人”們都招待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靠經貿局出面協調很多工作，比如銀企對接，比如產業配套，等等。
隨著來的“鳥”漸漸增多，之前大手大腳給地的豪氣就不合時宜了，此時就要倚重建設發展局的手筆了：基礎設施要統一，功能分區要詳細，土地使用要節約，等等。
再接下來隨著大學城的移入以及眾多“集商業、娛樂、居住和辦公于一體的大型城市商務中心復合體項目”的進駐，復雜的“人事”和“城事”便紛至沓來，僅僅靠開發區管委會，即便是三頭六臂日理萬機，也實在難以面面俱到，此時成立城市管理局進行“聯合執法”集中管理便實屬必然了。
成立于1992年的安徽省會城市合肥的經濟技術開發區便經歷了這樣一個自然生長的過程。也因此，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如今信心滿滿地提出要踐行“投資環境最佳、創業環境最佳、人居環境最佳”的生態建設理念，并喊出“致力于打造一個‘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綠色新城”的口號。
這種以開發區來推動城市化的模式，還現身于不少地區的融城故事中，比如在鄭州和開封的雙城記中，就出現了先鄭東新區及汴西新區，而后鄭汴新區，最后再徐圖鄭汴一體化的路線圖。如今隨著鄭汴新區的成立，棋已至中盤。
如今正在濱海新區演繹的城市化圖景無論其廣度和深度都堪稱國內首屈一指。它一方面要繼承和整合兩千多平方公里范圍內的業已展開的城市化進程的“遺產”——原來的新區里共有7個公安分局、5個工商局、6個國稅局和5個地稅局、6個法院機構、5個檢察院機構。
另一方面它還要協調城市化與工業化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因此濱海新區計劃組建兩類區委、區政府的派出機構。一類是城區管理機構，成立塘沽、漢沽、大港3個工委和管委會，主要行使社會管理職能，保留經濟管理職能；另一類是功能區管理機構，成立9個功能區黨組和管委會，主要行使經濟發展職能。
這多少讓人覺得濱海新區還遠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城區，或者說它雖然在區這一層級已經穿上了“城市”的套裝，但里子依然是一個開發區，一個經過整合的規模龐大的工業體。這也很正常，畢竟在這個幅員達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目前只有不到150萬人在生活和工作，天平依然要向工業化有所傾斜。
國務院在2008年3月批復的《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中要求濱海新區“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既集中統一領導又發揮各方優勢、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管理體制”。就目前而言，濱海新區正在實行的兼顧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行政改革方案與此項此要求頗為契合。
接下來的問題是，當這片目前還顯得空曠的土地裝進更多的概念，更多的人群和更多的“城”——比如與新加坡合建的“國際生態城”——的時候，換句話說當城市化的議題壓過工業化或者至少與其并駕齊驅時，濱海新區的行政架構會發生什么樣的嬗變呢？向傳統的城市管理模式回歸，還是果真探索出一條新路呢？這才是濱海新區新城記接下來最引人矚目的看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