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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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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老板進城模式
浙江區域經濟轉型的核心內涵，除了體制市場化而外，就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了。這兩個進程實際上是聯系在一起的。具體說，城市化既是工業化的內涵，也是工業化的外延--延展性擴展。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城市化，工業化的模式決定著城市化的模式。我們早先的研究認為，浙江工業化路徑模式帶有新古典特征，現在看來，區域城市化與工業化一脈相承，也采取了新古典的路徑。說具體點，就是老板進城模式。
先看城市化古典的一面。略微研究一下英格蘭西北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歷史便不難發現，18、19世紀那里的工業化最初發生于鄉村，第一批老板大多是農村土生土長的小手工業者或小業主，將企業辦在自家土地上，尤其是那些有水力可資利用的丘陵野地，有林木、木炭可資利用的林區。后來隨著財富積累加上技術革命，這些業主們紛紛將企業由鄉村遷入小城鎮，由此將原本不大的城鎮變成了工商業重鎮乃至大城市。這一點，曼徹斯特尤其是其附近索福爾德市的興盛最具代表性，以致有經濟史家將19世紀中期的曼徹斯特稱為未曾合并的村莊。可以認為，古典工業化進程中的城市化，主導力量是私營企業主或老板，關鍵機制可稱為老板進城效應。這個效應的具體發揮機理是：老板進城與企業遷移在先，廣大農村勞動者進城在后。說白了，是老板進城帶動了打工者進城。
客觀地來考察浙江最近30年來城市化的簡短歷史，也不難看到古典城市化的這些影子。實際上，最初的民營企業，尤其是體制外新辦的民營企業，大多落戶于鄉村而非市鎮，乃至一度有村村冒煙，戶戶辦廠現象。稍后，隨著大批農民企業經營者的脫貧致富，越來越多的經營者或先富起來的人開始在縣城購買住宅，將子女遷入小城鎮。再后來，隨著縣域經濟的開發區熱，原本落腳于鄉村的企業紛紛進城，遷入縣（市）政府辟出的開發區或產業園區。企業遷移帶動了農村居民的進城，這一浪潮導致了眾多小城鎮的崛起與繁榮。其中溫州蒼南龍港作為農民城的興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這種城市化浪潮中，老板進城效應顯然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就這一點來看，浙江的城市化，也帶有歐洲古典城市化路徑的影子：老板與企業區位變動起了主導作用。
但值得一提的是，兩種城市化背景明顯不同：歐洲18、19世紀城市化浪潮中進城的農民，大多與鄉村脫離了產權聯系，要么將鄉村的自有土地變賣了，要么在先前漫長的商業化尤其是圈地運動中早就失去了土地，成了無地的手工業者。由于中國農地改革尚未觸及土地產權，在浙江，順應城市化浪潮進城的農民，大多帶有離鄉不離土的特征，多數進城農民一方面與鄉村土地保持著法律聯系，另一方面則難以獲得城市居民的完全身份，由此導致了城鄉之間乃至城市內部的制度分割與社會分割。
二、與珠三角殊途同歸，與京津冀相異
如果進行若干區域比較研究便不難發現，浙江城市化模式，既不同于珠江三角洲路徑模式，也不同于環渤海核心區域京津冀模式。筆者早先的研究將珠三角的工業化模式稱為外資導向型的。這種模式下鄉村工業化的資本來自城市，說具體點，無論是外資還是內資，最初首先集聚于大城市，其后迅速擴散，投向中小城市乃至鄉村，出現投資下鄉浪潮。改革開放初期珠三角的大城市，當首推香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將香港資本以及通過香港集聚的國際直接投資向珠三角內地的流動，視為一種獨特的投資下鄉運動。是香港這個大都市所集聚的FDI的下鄉，撒在了毗鄰香港的珠三角地區，推動了那里的鄉村工業化。至于深圳特區，完全是在毗鄰香港之地再造的一個都市，這個都市一經崛起，就發揮了資本集聚與擴散中心的作用。事實上，深圳不僅吸引來大量外資，而且引來更多的內資。許多內外資本將深圳作為跳板，一經落地便被迅速撒向珠三角的鄉村。由此促成了東莞、順德、汕頭等地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將那里的鄉村就地轉化為城鎮，將小城鎮轉化為較大的都市，或者變為深圳與廣州等大都市的郊區。
浙江城市化路徑模式與珠三角不同，但與蘇南模式下的城市化則殊途同歸，同歸于長三角模式。這種模式的城市化，采取小城鎮集聚模式。由此造就了一大批繁榮的中小城鎮，同時將一批原有中等城市大城市化，前者早期有溫州的龍港、鰲江，臺州的路橋，紹興的柯橋等，近期最具典型意義的要屬幾座縣城的聚合了，其中金華之義烏與東陽大有整合之勢，而寧波的余姚與慈溪合建中心城已經開始實施。后者要屬杭州和寧波。這兩個城市，改革開放初期充其量只能算中等城市，但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迅速推進，已經或正在躍入特大城市行列。其中杭州與寧波的經濟規模，多年前已超過武漢這樣的中部特大城市。在蘇南，小城鎮集聚的典型區域無疑要數蘇州、無錫、常州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包括浙江模式在內的長三角城市化模式，還是包括港澳特別行政區在內的珠三角城市化，所造就的城市空間分布彼此相似，這便是大城市與中小城鎮相互依托，同步發展與共享繁榮，形成一個體系。猶如一個城市森林體系那樣，其中有大樹也有小樹，有樹木也有小草。此種城市空間分布與京津冀城市化演進路徑明顯不同。如若仔細考察京津冀的城市化，便不難發現一種現象，即大樹底下不長草現象。最突出的例子是迅速膨脹的北京，略微遜色的天津與河北一些日益被邊緣化的中小城市，形成的鮮明對照。
反映上述三大區域城市化差異的一個重要數據，當屬官方統計的千強鎮的區域分布。權威統計數據顯示，在2005年全國1000個綜合經濟實力最強的鎮中，長三角擁有624個，占總數的62.4%，其中江、浙兩省以各占27.5％和26.5％，占有全國一半以上。廣東一省擁有120個，居全國第三。然而，在整個京、津、冀、遼兩市兩省的廣袤區域，只有85個強鎮，占比僅為9.5％。
三、浙江城市化遭遇高房價
相對于大多數地區來看，浙江城市化形成的大中小城市共存共榮、同步發展的城市生態系統，不失為人多地少地區城市化的一種明智選擇，這一點當予以肯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浙江城市化遇到了一個死結，這便是城市高而飛漲的房價。首先，區域城市房價總體水平高居全國前茅。新近公布的《2009年7月中國城市房價排行榜》揭示，浙江溫州市房價繼續領跑，新房均價高達17116元，超過上海（15404元），而杭州新房均價15277元，高過北京！其次，不僅大城市房價奇高，而且中小城市房價也飛漲。溫州、義烏不說，就是人均GDP僅有數千元，職工工資也就1000多元的山區小城，房價也高得嚇人。有報道說，近一兩年來，人均收入排名全省末尾的麗水、衢州等地，房價漲幅高居全省前茅。實際上，據筆者實地考察，目前浙江一些中等城市的房價水平，已經達到乃至超過了日本關西類似區位的小城市房價。而如果以人均收入與房價水平比計算比較，則浙江大中城市房價與大眾收入之間，已經形成了巨大的缺口。目前歐美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年收入與城市房價之間的比率，也就3-6倍，即使像日本這樣有名的人多地少同時人口高度集聚于大城市的國家，也僅在4-6倍之間。筆者實地考察得出的印象是，以關西人口高度集聚區京都為例，一個教授的年收入與城市近郊小別墅價格比率，也就4-6倍，就是說4-6年工資足可買一幢近郊小別墅。而教授工資在日本并不算高。反觀國內大城市，這個差距已經大得令人瞠目。僅以杭州市為例，目前城區房價動輒2-3萬元/平米，即使按照高收入之入門級收入水平（12萬元/年）推算，一套普通單元房與其收入比至少在15倍以上。而年收入12萬元以上者在當地僅占少數。
高房價不僅令大眾深惡痛絕，而且其后患無窮。最大的后患，當包括對城市化的扭曲了。前已論及，浙江城市化采取的路徑模式，以老板進城效應為基本特征。具體說，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進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戶。跟在他們后面的，則是成千上萬的打工者，他們也渴望在城市安居樂業。這原本是城市化的古典模式。但在浙江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原本分散在鄉村的成千上萬的老板的確率先進城了，跟在他們后面的數以千萬計打工者也多半進城了，然而前者在城市購房買地，落戶生根了，后者面對城市的高房價只能望房興嘆，要么依然奔波于城鄉之間而離鄉不離土，要么以農民工身份屈居城市邊緣人之列。古典城市化到此打住了！
關于高房價形成的原因，有人歸因于地方政府利益驅動的限量供地，有人歸因于炒房團的推動。但在筆者看來，這些都是淺層的原因。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任何商品的價格均由供求力量較量所決定，房地產價格也不例外。就浙江的情形來看，房地產供給一邊最大的短缺局面，是城鄉分割的不動產產權制度導致的。目前僅僅市場化了很小一部分房地產，而將農村農民的房地產打入小產權之另類。由此人為限制了供給，導致了短缺。就需求一邊來看，浙江城市房地產的最大需求，并非居住，而系投資。客觀地來看，浙江大大小小的老板，幾乎每個人手里都捏著一些房產。這些房產實際上成了老板投資的重要對象。實際上不僅個體老板，大多數中小企業，都將房產作為投資與融資的重要載體。房地產金融在這里實際上成了銀行金融的重要替代。
這方面溫州最為典型，名揚天下的溫州炒房團現象，實際上是溫州老板投資產業升級的一種方式。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表明，一個地區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主宰產業往往發生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個階段是商業時代，哪個地區控制了商品營銷渠道，便在區域競爭中居于不敗之地；第二個階段是制造業時代，哪個地區掌握了制造工業產品的技術，便在區域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第三個階段是金融時代，哪個地區成了金融中心，便在地區競爭居于優勢地位。然而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溫州在前兩個階段都獲得了成功，唯有第三個階段，即金融時代被排除了出去。原因很簡單，金融體制迄今未有實質性改革。溫州不可能成為金融中心。金融未改，積累了大量貨幣財富的溫州人投資失去了方向，只好去炒地皮、炒股票了。而各種炒作，對于房地產價格無異于推波助瀾。高居不下且還在飛漲的房價，正在把區域城市化推入一個死角。這可看作一種制度轉型滯后逼迫的扭曲了！
趙偉（作者為浙江大學教授、博導,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