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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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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顯示：截至2011年年底，中國農民工總量已超過2.5億人，其中建筑工人占17%以上。在城市化建設大業中，他們功不可沒，但卻時常被忽視。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微博)等高校學生組成的“安全帽大學生志愿服務隊”，多年來一直持續關注建筑工人群體的生存與成長，并用鏡頭記錄了他們的喜與悲、苦與甜。在建筑工人最難熬的夏天來到之際，我們選取其中的幾個片段，介紹您認識幾位建筑工人，聽一聽他們的故事。
建筑工里的“老人軍”
2010年冬天，王從常和胡天德終于如愿拍了一張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合影。
盡管在北京打工，但這并不容易，因為這兩個四川人幾乎所有的“北京時間”都“窩”在京郊——一個離天安門廣場有40多公里遠的工地里。他們每天要用超過10個小時的時間做一件事：為地基填土。一天的工錢是60元。
67歲與63歲，是兩人當時的年紀。這本不該是一個男人出來賣力氣的歲數，但“家人看病需要花錢，小孩上學需要花錢，種子化肥價格瘋漲，種地越來越不掙錢，生活逼得人不斷從土地上走出來，先是壯年勞力，現在，老人也來了”。周周向中國青年報記者慨嘆。
周周在由北京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共同設立的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人間”——記者注)工作，曾與“安全帽大學生志愿服務隊”一起，走訪過北京市海淀區10多個建筑工地。她初見王從常，是在2010年。“推開工人宿舍的大門，一個活動板房里住著五六個老人，年齡最大的已近70歲，最年輕的也有49歲。”
這不是周周第一次在工地上遇見“老人軍團”。曾有一個河南籍建筑施工隊讓她印象很深，“幾十個人的平均年齡竟在55歲以上。”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統計，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4.3%，人數超過3500萬。
王從常的兒子在南方打工，一個月掙1000多元，兒媳婦因病雙目失明，孫子在上小學。這個快70歲的人講到家里的負擔，有時會說著說著就哭了。
缺手藝、缺技術，有的連字都不識，賣力氣也不如人家，老人出來打工的困難可想而知。工地很少有工頭愿意用老人，“麻煩，事多”。即便是在幾乎沒有門檻的建筑業里，“回填工”和“綠化工”，是留給他們幾個少之又少的選項。
于是在工地上，你會看到一些精瘦的老人，打著赤膊，在一鏟一鏟地填土。他們的工資只有壯年勞力的60%。為了省錢，很多老人會不吃工地食堂里的飯，買方便面對付，有人在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打工歲月里幾乎頓頓吃它。
相比之下，王從常更不走運一些。2010年的冬天，建筑公司給600個工人只提供一臺鐵皮飲水機，夜里為了省錢還會關掉。沒有熱水，王從常有時連方便面都不能泡，只能干啃。
這些“老人軍”普遍選擇不帶手機。“不會用，沒地方充電，還花錢。”一旦有病有災，多數人就靠工友用公用電話跟家里單向聯系。平時，家人幾乎無從得知他們好不好、有沒有生病。
即使如此，王從常他們還是會遭遇到建筑工最令工人擔心的問題——欠薪，按60元錢一天計算，有人被拖欠了好幾千元。“現在很擔驚受怕，怕年底包工頭不給工錢。”面對志愿者，王從常的工友聶連寶已無暇抱怨食衣住行，不住地提起薪水，憂心忡忡。
王從常說，他來北京打工最大的愿望，是想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但打工多年了，一直沒實現。當志愿者提出愿意陪他們去逛逛時，王從常先是搖了搖頭，然后停下來，半晌，還是想去。“那天他們很開心，換上了最干凈的衣服。”給王從常和胡天德拍照的志愿者樊小凡告訴記者。
“除了天安門，那天我們還去了鳥巢和北大。晚上回來的時候，我們一起喝酒，我記得我們都喝多了。”樊小凡說。
“臨時”合唱團
河北保定人黃春樂有一段幸福時光，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曾是一個合唱團的主唱。合唱團的成員是4名建筑工人。
這個合唱團沒有名字，沒有固定“團員”，沒有音響設備。但在每周的某個晚上，當“指揮”敦金印激動地揮舞著胳膊，不太成調的《水手》、《星星點燈》、《上海灘》，便從京郊“溫泉體育中心工地”的一間活動板房里傳出來。
2010年，志愿者來工地播放露天電影，幾個工人不禁哼起了歌，哼著哼著，一群工人都唱了起來。就有工人羞澀地提出：“大學生，下次來能不能給下載幾首伴奏？我們想唱唱。”
在志愿者的幫助下，幾個膽子大的工人臨時一湊，成了團員，設備是一臺“音量放到最大的”電腦，和幾個二手音箱。每周放電影前的半小時，是他們的演出時間。
合唱團就這樣誕生了。
“這是我見過最小的、最業余的合唱團。”但志愿者李大君記得合唱團每一次演出的每一個細節：文質彬彬的黃春樂，是成員里唯一不跑調的；旁邊的一個“嗓門特大，但老忘詞兒”；再旁邊的孟慶海“喜歡唱，但調跑得比較厲害”；只有在沒經過訓練、但“點兒打得還挺準”的敦金印指揮下，七零八落的聲音，才能統一到一起。
對當時“溫泉體育中心工地”的工人們來說，這個合唱團很重要、很“稀有”。
“下了工，俺們基本沒啥文化生活。”曾在那里做工的焦壯勇說，北京很少有工地在市中心，于是每晚六七點下工后，眼前就只有一些賣日用品的小販。如果不加班，工人會結伴出去瞎逛，更多的人更多的時候則無處可去，“窩”在宿舍里打發時間。年齡大一點的會拿小收音機聽廣播，年輕一點的就用手機上網聊天、看小說、聽流行歌曲。
“每次接近工人宿舍，你總能聽到流行歌放得震天響。”李大君說，由于不少工地上一般只提供36伏的低壓電源，工人的手機經常“斷電”。有人為了充電，會花1元錢到附近小賣部充電，然后坐在店里等。“充好后，給家里打個電話就關機，省電，休息時才有電聽歌。”
其實，建筑工人中有文藝細胞的人不少。
工地大廚楊師傅，隨身帶著一把二胡，每晚“固定地”坐在煤氣罐和大蔥中間，就著昏黃的燈光拉上幾段。每到這時，就有工人忘了他做的“咸得像鹽水兒一樣的”清湯面，抽著煙，湊上來聽。見到大學生志愿者后，“聽眾”會文縐縐地邀請你“來欣賞一下”。
安徽木工張化忠吹口琴是“一絕”，最拿手的曲目是《新鴛鴦蝴蝶夢》。每次口琴聲響起，同宿舍、隔壁宿舍的工友們都會起身坐在床沿上，托著下巴聽，一聲不響。
但因為擔心“影響上工”，志愿者告訴記者，他們走訪的多數工地對“工人搞文藝”并不支持，有的還明確阻止。黃春樂之所以幸運，是因為工地上的安全督導老楊是個文藝愛好者，他在預定建羽毛球館的空地上，臨時搭起了一間活動板房給合唱團用。
冬天，盡管板房只擋風，沒暖氣，但黃春樂依然記得“大家喜歡往那兒跑”。“那時候，能從晚上7點到11點，一唱三四個小時，不喝水。”攪混凝土的、搭腳手架的、上油漆的……大家下了工就過來聽。在幾十個工友觀眾面前，黃春樂似乎找到了明星的感覺。每次出來時，外面寒風刺骨，自己的臉卻“總是紅撲撲的”。
觀眾里，偶爾也有工友壯起膽子，接過話筒“過把癮”。但大多數人只在下面跟著哼哼，讓上臺唱，就擺擺手，“怯場”。
2011年冬天到來前，敦金印回老家帶孫子了，團員們也相繼完工走人，合唱團變成了“光桿主唱”黃春樂的獨唱團，沒堅持幾天。2011年年底，合唱團演出和排練的板房沒了，空地上已經建成了“閃閃發光的”羽毛球館，黃春樂再沒進去過。黃春樂很想念那段日子。
在城里做夫妻
丈夫和妻子要回家了。
一針一線，妻子把剛領到手的工錢縫進布袋里，再將布袋縫在衣服內側。床鋪上，散落著預備在火車上吃的方便面、小菜和幾百塊錢“車費”。其中有幾十塊錢“預算”，要在火車上給孩子捎一個禮物。
這是每到一個項目結束后，工人們結賬走人的時候志愿者們最常見的一幕，幾乎每個工地宿舍里都有。
工錢來之不易。拿到錢的丈夫和妻子掩不住喜悅，臉上帶笑，行色匆匆。沒有拿到錢的工友，默默看著他們，眼神里絲毫不掩飾羨慕，甚至嫉妒。
“在工地打工，至少需要兩門手藝：干活兒的手藝和干活兒之后討薪的手藝。”丈夫說。
在同宿舍的工友眼里，這對夫妻是幸運的，因為他們不僅拿到了工錢，還會暫時結束一年的“分居”生活。
其實，他們一直住在同一個房間里。但他們的“夫妻房”，只是一張床鋪外拉了個布簾子。“怪不好意思的。”妻子說。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農民工中已婚者占73.4%，夫妻雙雙出來打工，正變得越來越普遍。這對夫妻就不是宿舍里唯一一對夫妻。這個10人間宿舍里，一共有3對夫妻。周周見過最多的一個宿舍，住了6對夫妻，“床鋪只比單人床寬一點”，進屋就只剩一條窄窄的走道。“還有的工地只給夫妻配一張單人床，工人就自己找來磚頭、木板，把床加得寬一些。”
一般來說，男人在工地干技術活、力氣活，女人就干點輕活，工錢是男人的70%～80%。只要年底，能“平平安安帶著工錢回家”，多數夫妻把“在城里做夫妻”當做一種奢求。
志愿者見過的“最接近夫妻房”的宿舍，“很薄的木板，把宿舍隔成一個一個的小間，基本起不到隔斷作用，只是讓夫妻不那么害羞罷了。”他說。
有的工地還會讓兩口子分別住進男女單身宿舍。“租房子太貴了，很難，每天也就見見面。”
但工地上有了女人，洗洗涮涮，打掃衛生，串串門子，畢竟有了生氣。下工后，男人出去遛彎兒，剩下女伴就拉起了家常，百談不厭的話題，是老家上學的孩子、年事已高的老人和“從來不會省著花錢”的男人。
當志愿者提出要拍照時，心情很好的丈夫特意從箱子里拿出最好的一雙皮鞋。
丈夫和妻子都說，還會再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