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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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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嘉賓的講演很令人感動，一個從文學角度，一個從公益實踐層面，都偏于感性。我本想先談感性，但還是決定先從理性談起。
首先，從兩位嘉賓發言里可以看出，現在的人對“西方”、對“現代化”和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的誤讀，這是60年來形成的慣性思維。例如，五四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是對“封建專制”批判的思想啟蒙運動，對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追求，這不是“西方化”問題，這個歷史任務在中國并沒有完成，任重而道遠。而近年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下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宣傳，又把“西方文化”放在對立面上批判。許多人習慣性地認為“西方”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城市化就是高樓大廈（一說就是美國紐約曼哈頓），不關注自然，不人性化，不如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云云。這是對“西方”的誤讀，事實不是這樣的。我到過意大利、德國、奧地利、英國的鄉村小鎮，到歐洲我特別要去看的是鄉村小鎮，那里景觀、生態、自然環境很好，很優美，就是城市也沒有多少高層建筑。西方的現代化并不是我們所說的高樓大廈，如果不能糾正這種誤讀，就不能正確理解什么叫現代化。我們對中國現代城市建設的不滿，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因為受了“西方”“現代化”的影響。
我們應當怎樣正確理解現代化呢？很多人一說到紐約，就認為紐約是座罪惡的城市，這是媒體宣傳的結果。舉個例子，美籍華裔建筑學家孫鵬程去世后，以他的名字設立了一個基金，支持麻省理工與清華的學生交流，他的夫人（社會學博士）到清華訪問。談到浦東時，一位中國官員說浦東和紐約曼哈頓相似。這位夫人立即反對，她說，浦東怎么能和曼哈頓相比？曼哈頓是有文化的，浦東只是達拉斯。確實，紐約是有相當歷史與文化積淀的，這座城市有著對文化的包容、對藝術的包容以及對各種各樣人種的包容，有多少藝術家在紐約！
其次，有一個問題，大家都沒有提及，1949年，中國的農村有一個階層遭到了破壞，就是士紳階級。在土地改革的時候，分給農民的土地和房子大部分屬于士紳階層，隨著財產的剝奪，整個階層都消失了。以前的中國，官員最多派到縣官（九品芝麻官），縣以下有自己的鄉村組織，這個組織主要由士紳和宗族組成，在管理著農村，這些人通常有文化、有知識。 1949年以后，中國農村沒有了士紳階層和宗族，全部納入行政管理，這是中國農村一個核心問題。
感性來講，作為一個曾經的留守兒童，我是有發言權的。中國的城市化有過這樣一個階段，在1928到1937年這10年間，國民黨統一中國后，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快，上海的城市化也是急速發展，大量周邊的農民進入城市，我的父母親就是從農村到上海做工的，我的哥哥和姐姐留在老家和祖父母過，后來我也回到農村老家。那時候上海周邊有浙江人、蘇南人、安徽人、蘇北人進入上海。蘇北人是最底層的，“江北人”是上海人對他們的蔑稱。他們住在黃浦江邊的滾地龍里面，我記得小時候去我堂姐家，就是低著頭鉆進去的。后來是南市區的貧民窟，棚戶區，那里的小孩全都說蘇北話，從那個地方到南京路只有2公里，但是小孩子是不會到南京路去的。 這個狀況一直到文化革命期間依然如此！前些年俞振聲到上海任市委書記，去視察棚戶區，痛心地說了八個字：水深火熱，暗無天日！從三十年代算起，八十年過去了！俞振聲表示本屆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是改善棚戶區，他這話我一直記著，上海最重要的建設，不是建設浦東的大樓，而是改善這些貧民窟。
貧民窟問題，許多國家在城市化進程都出現過，像孟買、墨西哥城，這是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進程中難以避免的事情。但是有沒有成功避免的？有。日本、韓國包括臺灣地區都經歷了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但沒有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這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我一直認為“城中村功不可沒！”深圳1100萬人口，其中800萬人口是打工者，珠三角的出口加工產業就是建立在打工仔打工妹的廉價勞動力上面的。800萬人在深圳，他們的居住問題就是城中村解決的。北京的“蟻族”、“北漂”也是在城中村住。現在城中村改造，只是在村民和政府（包括了開發商）之間的博弈，有誰考慮住在城中村中的打工者和“蟻族”？
現在的城市建設，政府征收了城市周邊的農民用地，讓農民上樓，這就是掠奪農民土地！城里的國有土地被各級政府賣光了，只能把目光轉向郊區農民的土地，把農民集中起來上樓。這背后還有一套理論在支撐，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農村的土地要集約化生產，把土地合并起來給少量人承包，進行機械化種植，不需要那么多農民，而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要讓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這個觀點我是不同意的，我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命題：小農經濟能不能支撐現代化？答案是中國并不一定要像美國那樣做大農業，只有不到全國10%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滿足全國的需求，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國情。
現在的小農經濟不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臺灣農民種香蕉不是自己吃的，而是作為商品出售的，包括種植、種子、技術、銀行貸款、產品如何銷路一系列的問題，完全是現代經濟模式。臺灣用和平贖買的方式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隨后，農業經濟學家，農業科技人員下鄉組織農合會、農協會指導農業發展。日本、韓國沒有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也是因為他們在做鄉村建設。現代農業，并不是早年資本主義國家在實現他們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業，無論是科技水平、農田產出，都遠遠高于那個時候。今天農業的現代化是要求在單位農田上得到更多的產出，容納更多的勞動價值，而不是單純地減少作業的員工。所以我們可以在農村發展高產出的、高附加值的現代農業，增加單位農田的產值，思考如何容納更多的勞動價值，而不是一味把農民推向城市。
我們將來面臨的最大問題將是就業。現在，在就業上，農民工與城里人之間形成一個互補，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臟活累活交給農民工干，但是過不了多久，這種關系也許就會被打破。第一，農民工第二代不一定愿意做那些事情。第二，城里失業率上升，城里人不得不做那些事。所以失業永遠是經濟發展以后國家最核心的民生問題，所有世界上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都是失業，中國也一定會面臨這種情況。中國有很多出口加工產業，因為勞動力相對便宜而存在，但是隨著經濟水平、人均GDP的提高，勞動力還能便宜嗎？隨著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外資外商就會轉移到窮困的地區和國家。一方面我們在沿海地區農民工不足，低工資吸引不到農民工，提高工資，企業掙不到錢。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降低（不可能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就業就成為城市里最大的民生問題，也許是多年以后會出現的情況。但是，如果我們從現在開始建設鄉村，試著讓鄉村容納更多的人，事情就會有轉機。如果一味地強調農民進城，又把他們的土地剝奪了，失去了鄉村的根，一旦經濟不景氣，大量的進城農民工回不去農村，滯留在城市，那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后果？2007年冬，世界經濟危機，珠三角出口企業停工倒閉，上千萬的農民工失業，“提前返鄉”（沒有到春節就回老家），好在他們的根（土地）還在，他們回去了。如果他們是失去土地的農民，上千萬失業的農民工回不去，滯留在珠三角，那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景象？中國的農村是一個“大口袋”，城里有問題了，就把人送到農村去。上個世紀50年代，上海青年就去新疆軍墾，后來去崇明島、蘇北鹽城濱海灘涂辦知青農場；1962年，困難時期，把3000萬城里職工遣送回農村；文革期間又讓上千萬城市知青“上山下鄉”。農村是中國的“退路”，當然，但愿不要使用這個退路。
還有，小農經濟不僅是生產方式，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比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符合生態、更加節約能源、資源的生活，也是更加人性化的生活。
當然，在新疆、在東北北大荒，有大面積的可墾荒地，人口又少，可以發展大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