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9時PM2.5：41微克/立方米；10時PM2.5：589微克/立方米；11時PM2.5：524微克/立方米；15時PM2.5：470微克/立方米。”與此同時，武漢市大氣復合污染物實驗室監測數據出現“跳表”，PM2.5瞬時數據甚至接近國家二級標準的6倍。
在黃霧鎖武漢的前一天，南京也出現了同樣的“黃泥天”。而兩地的環保部門，都將元兇鎖定于“秸稈焚燒”。盡管這一判定并沒能為所有人接受，但秸稈焚燒導致的空氣污染事件確非首次，2010年5月26日，江漢平原也發生過一起因焚燒秸稈導致的大范圍煙霧污染天氣。
是我們的空氣質量已經脆弱到經不起任何擾動，還是大面積秸稈焚燒確實超過了環境容量？
“黃霾”鎖江城
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湖北省省會武漢，在大氣流通方面，卻很難做到四通八達。三面環山、一面敞口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遇到不利氣象條件時，很難將污染物擴散出去，導致空氣質量嚴重下降。尤其是在夏季，受副熱帶高壓控制時，更是如此。
6月11日上午，在磨山中科院武漢植物園上班的劉先生，剛上班不久，就發現窗外的能見度越來越差，“大約9點以后，已經看不到東湖對岸的建筑”，渾黃越來越重，“天空慢慢變得像到了傍晚”。
劉先生所在的磨山植物園，素來是武漢市空氣質量最好的區域之一，但在當天，“我們也無處可躲”。此時，在城區的市民們開始爭相購買口罩，更有人在微博上曬當天的武漢空氣污染圖片和各色口罩。
疑惑也隨之而至，是什么原因導致空氣質量陡然下降？
湖北省環境監測部門隨即啟動了“空氣質量異常應急監測”，并在11日下午1點25分出具了《湖北省應急監測報告鄂大部地區環境空氣異常初報(第1期)》。
該份報告得出幾項重要的初步判定：即湖北全省自北向南相繼出現P M10自動監測數據發生突變，北部在凌晨兩點左右，南部在8點左右，部分城市P M10數據超過500微克每立方米；大部分監測站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常規監測數據未發生突變；排除沙塵天氣影響，初步認為是秸稈焚燒所致；武漢市的空氣質量急速下降，與當時天氣靜風，逆溫層降低等不利于空氣擴散的氣象條件有關。
截至6月12日上午8點45分，湖北省環保部門一共發布了15次應急監測報道，經過近24小時后，武漢、黃石、鄂州、孝感、咸寧、潛江等6市空氣環境質量狀況，從一度的“重污染”、“中度重污染級別”，轉為“輕度污染”級別。其他城市轉為“輕微污染”或者更好的空氣質量。
隨著應急監測的深入，武漢市環保部門認定此次空氣污染事件為霧霾混合型污染，通過對污染物中黑炭等指標的分析，判定其為“生物質焚燒”(即秸稈焚燒)所致，同時建議市民減少外出活動。
24小時過后，雖然環保部門認定空氣質量轉為“輕度污染”，在武漢，不少市民出門仍戴著口罩，而劉先生的感覺是“只是沒有昨天那么黃了，空氣質量還是不好”。
蔓延的“火點”
就在湖北省環保部門判定突發空氣污染事件系秸稈焚燒所致的時候，國家環保部環境監察局連續第23天發布了今年的《全國秸稈焚燒分布遙感監測結果》。而此前20-22期的監測結果表明，秸稈焚燒的“火點”，仍有短時間集中爆發的趨勢。
根據今年的第22期監測報告，全國僅有16處火點，其中河南省靠近湖北的周口、駐馬店共有三個火點。由于遙感監測沒法探測到云覆蓋下的火點，而10日當天的云圖顯示，湖北、安徽大部，河南南部均為云覆蓋區域，這些區域有否火點不得而知。
再往前推，則發現6月9日，全國監測到77個秸稈焚燒火點，其中河南最多，有2 7個。距離鄂西北較近的平頂山和南陽地區，占了18個。6月8日，全國火點353個，河南80個，安徽2 4 9個，分別集中在南陽、駐馬店和阜陽。
鄰近兩個省份，特別是河南省南部地區的8日-10日的秸稈焚燒，會否是湖北省11日凌晨開始自北向南的空氣質量突變的主要原因，目前還不得而知。而這股攜帶大量秸稈焚燒污染物的氣流，并未在湖北省靜止，6月11日，毗鄰湖北的江西九江，也出現了類似武漢的“黃霾”天氣。
實際上，武漢及湖北省大部發生的這起空氣污染事件，并非今年首例因為秸稈焚燒造成的空氣質量下降。據媒體報道，5月中下旬，四川盆地正是油菜、小麥的收割季節，那段時期，成都市也出現過持續的灰霾天氣，空氣質量在全國120個重點監控城市中，排名在70名開外。
本月初，江蘇的揚州、鎮江成為全國120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日報中最差的兩個，A PI指數分別達到176和173，隨后南京也出現嚴重灰霾天氣，其原因，均指向麥收季節的秸稈焚燒問題。江蘇省就此還專門部署了秸稈禁燒工作。
“野火燒不盡”，這可謂秸稈焚燒屢禁難止的最好寫照。早在1999年，原環保總局就發布了《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管理辦法》(環發〔1999〕98號)，規定：“以機場為中心15公里為半徑的區域，沿高速公路、鐵路兩側各2公里和國道、省道公路干線兩側各1公里的地帶”為秸稈禁燒區域。環保部在秸稈焚燒季節，發布遙感監測數據，指導各地“禁燒”工作，也有近十年的歷史。
但除了2008年，為保障北京奧運會空氣質量，環保部專門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秸稈禁燒工作的通知》，各地當年的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以外，近幾年來，在河北、河南、安徽、山東等小麥主產區，麥收季節仍是遍地點火。秸稈焚燒導致的煙霧乃至灰霾，年年如期而至，四川、湖北、江蘇等省份，也不時會“感受”一下秸稈焚燒的“威力”，乃至造成類似武漢本次的嚴重空氣污染事件。
而環保部發布的今年第23期《全國秸稈焚燒分布遙感監測結果》顯示，6月11日，僅安徽、河北、河南、江蘇、遼寧、內蒙古、山東、山西、天津等省(市)，共發現秸稈焚燒火點503個。其中，河南92個、安徽174個、山東，則有188個。這些多集中于魯豫皖三省交界地帶的火點，留下了一個懸念：這一區域的中心城市，會否發生新的空氣污染突發事件？
資源化難題
燒，還是不燒？對于農民和主管部門而言，秸稈的處理，向左和向右都是難題。
安徽省宿州市蘆嶺鎮馬圩村的顧先生說，一到麥收季節，村里的秸稈只能燒掉，“其他的辦法要么太費事，要么太費錢。”顧先生說，其實焚燒秸稈第一個受害的就是附近村民，“麥地一燒起來，整個村子里的人都呼吸不順暢”，甚至有些村民的麥子還沒來得及收割，鄰居家一燒麥稈，就順帶給燒過了，“有時候，一把火能從一個村莊燒到另一個村莊”。
雖然蘆嶺鎮已有生物質焚燒發電廠，專門收購麥稈進行發電，但是電廠對長度等有要求，而且考慮到運輸成本，距離較遠村莊的麥稈一般也不會收，“村民嫌價格低，發電廠嫌運輸成本高”，最終還是一燒了之。
這也正是秸稈處理的困境所在：資源化利用成本太高、效益太低；傳統的處理方法簡易可行，但又污染空氣。農業部沼氣科學研究所的一位專家表示，目前我國仍沒有切實可行的秸稈資源綜合利用的技術體系，秸稈的處理需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禁燒，也不能放任亂燒。
沼氣科學研究所在成都平原進行了多項秸稈綜合處理的示范，比如粉碎后再還田或發酵做沼氣、壓縮后作為固體燃料、燃燒發電等。但這些項目都面臨同一個難題：成本高、效益低，有的還存在地域差別。
以秸稈粉碎后還田為例，該專家表示，這一看似簡單可行的方法，其實應用中頗有障礙，“不像北方多是旱地，四川平原以水田居多，秸稈粉碎后還田，一旦灌水后，就全浮起來了”，同時，秸稈粉碎機的使用成本也考驗著農民的承受能力。
即便是多個地方都在大力推廣的生物質焚燒發電技術，“每度電的成本比燃煤發電還高”，原因除了秸稈轉運收集費用高，焚燒的技術也有待提高，“不完全燃燒的生物質焚燒發電廠，也可能造成空氣污染”。
在這位專家看來，若真要推廣秸稈粉碎后還田，必須增大對農民的農機補貼，而推廣生物質發電，也需要將其作為公益性項目進行補貼才可能進行得下去。
靠“堵”是無法阻止處處點火，靠“疏”又方法有限。更多的地方則選擇了“疏堵結合”，比如江蘇宿遷，就采取了在禁燒“落實到田間地頭”的基礎上，推廣“全力提升秸稈還田水平、加強秸稈收轉運工作、大力推進秸稈發電、積極發展秸稈固化項目、大力發展秸稈利用產業”等綜合措施。
“其實在正常情況下，大氣環境對污染物是有一定的容納能力的，即所謂的環境容量。如果我們在氣象條件良好的情況下，有組織地進行適度焚燒，不要處處點火，也許是現階段破解秸稈焚燒難題的最好方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但前提是有多個部門進行精心組織，且不能僅限于考慮本省的情況”。
無論如何，焚燒必須小心。中國科大謝周清教授等剛剛在國際刊物《大氣環境》中做的一項研究則表明，秸稈焚燒可能導致空氣PM10、PM2.5中蛋白質含量增加，這類物質組成的“大氣氣溶膠”，可能成為過敏源或者傳播疾病的載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