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在政府和媒體的強度介入下,托舉哥周沖正被視為一個道德標桿并被過載更多道德含義。廣州天河區的宣傳部長就說,“浙江出了最美司機,黑龍江有最美教師,我們天河區有最美路人。”然而,上升為地域道德標桿的高度之后,一通攀比下來,各地其實都不缺叫得響的道德楷模。正如央視評論節目所說,湖北會說我們有信義兄弟,貴州則會說我們有鄉村教師李春燕。而遼寧的“雷鋒傳人”郭明義、杭州的“最美媽媽”吳菊萍,哪一位不也都讓眾人動容過?
需要防范的是道德標桿被矮化成道德攀比,與道德冷漠一樣,對于社會道德的涵養來說無甚益處。最近這一段好人故事多了起來,政府和社會組織高調介入的也多了起來。應當說,這是媒體和社會公眾“道德焦慮”的產物。在前一段“道德冷漠”的故事多了之后,好心好人好事的發現,會讓媒體、社會公眾和政府有一種久別重逢的喜悅,一些地方急欲樹立道德標桿發揮榜樣力量作用的心情溢于言表。
在社會憂心于道德滑坡的情勢下,發現道德楷模的生動事跡是令人振奮的,樹立道德標桿對沖“道德冷漠”是必要的,道德標桿引領社會風氣的作用也是明顯的,但社會道德的建樹決不能止步于此、靠此一端。
對于社會道德來說,當第N個托舉哥出現的時候,媒體、社會公眾和政府或許已經沒有幸福點了,但這第N個與第1個同等重要;當關注的焦點聚于好人在生死關頭舍生取義的時候,社會也一樣需要平凡人的舉手之勞。是以,對于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來說,不僅需要及時發現社會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更需要在制度上為好人撐腰。這種撐腰,不能因為媒體關注就堅實,反之則無力。當好人為做好事付出代價時為他托底、好心做好事反被訛時還他公正,讓好人無后顧之憂、不再受委屈,人們內心的愛與善才會充分釋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為好人撐腰,比樹道德標桿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