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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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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溫家寶5月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總結“十一五”時期社會保障體系在制度建設方面取得的成績，確定“十二五”時期繼續加大政府責任、建立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取向，力爭到“十二五”期末，形成基本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健全的管理服務體系，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水平適度、持續穩定的社會保障網。
這次會議傳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相輔相成的決策沒有改變。2010年中期以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有人認為，歐債危機的根源，除了生產力水平、過度的民主，更多地集中在“高福利”上。建國后我們曾學習蘇聯的“高投入”模式，蘇聯垮了；改革開放學習日本“出口導向”模式，日本陷入長期衰退；學習美國的“純市場”模式，美國出現次貸和金融危機；正學習歐洲“福利社會”模式，歐洲又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我們在學習和探索的過程中出現了彷徨，甚至有人干脆質疑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讓人民過上無后顧之憂的日子是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學者張夏準在《資本主義的真相》中論證，一個完善的福利國家實際上可以鼓勵人們充分利用工作機會，并對改變現狀持更加開放而不是更加保守的態度；這就是實施最優厚福利國家制度的歐洲國家，如瑞典、挪威和芬蘭，能夠比美國的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后的“美國復興”時期都更快或至少一樣快的原因。
我國與歐洲處于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面對不同的問題，不能因為歐洲某些國家出了問題就懷疑我們的選擇。在過去100多年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歷史上，有三個重要的時期：一是19世紀80年代，德國俾斯麥政府采納新歷史學派的主張，頒布了工傷、疾病、養老等社會保險法律，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之先河；二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羅斯福政府采納凱恩斯主義，實施政府干預市場的“新政”，頒布社會保障法案，建立起美式福利制度；三是“二戰”后，英國工黨政府完成“貝弗利奇報告”，1946年免費的英國國家健康服務體系（NHS）建立，英國、瑞典、德國等歐洲國家陸續建立“歐洲福利國家”模式。西方發達國家進入福利社會30年以后的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滯漲”，80年代福利社會建設做了一些回調。我國則不然，真正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會保障建設是最近10年的事，即使考慮與生產力水平一致，至少到2020年前政府增加責任的方向不能變。福利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本身就具有與生產力水平一致的福利社會的內涵。
加快社會保障網建設是與擴大內需相一致的戰略決策。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幾十年保持高增長以前從來沒有過。一方面，我們不同意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中美經濟結構的失衡”，即中國對美國的“消費貸款”支撐了美國的經濟泡沫；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長期依賴外部需求支撐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網建設，本身就是一種需求，更重要的是解除人民的后顧之憂，鼓勵居民消費，實現外需減少情況下的“結構調整”。此外，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也是收入分配制度結構調整的重要部分。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們推出“結構性減稅”，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廣大的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沒有直接受益，社會保障制度使分配制度結構調整的受益人群擴大到整個城鄉居民；結構性減稅與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提速，使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控效應更加明顯。（李旭章）
